蒋先生与经国之间，关系究竟怎样？这倒是颇有趣的课题。经国，他是毛夫人的儿子，他的父亲与毛夫人的关系，在形式上已经解除了。毛夫人依旧住在溪口的老屋中，吃她的长斋，有了这样一个儿子，她的老境颇不错了。经国一向对蒋先生的政治路向作何种看法？也有种种说法。
他曾经成为（苏联）共产党党员，那是无疑的。那位俄国太太（蒋方良），她是铁工厂女工，也是共产党党员，也不算什么秘密了。但他在俄国那十四年中，正当苏联政治中心变化最多的时期，这笔账一直也算不清。说经国的左右，有许多托派（托洛茨基派）的人物，也可以这么说的。可是，究竟托派是怎么一回事？中国的托派和苏联的托派，是否同一模型？也是一个问题。
以我所理解，托派并不如史太林派所渲染得那么可怕，也不如一般所想像那么开倒车。留俄的中国学生，究竟有多少变成了托派，谁也弄不清楚。所以，泰和人说“赣州赤化了”的话，并不曾在重庆引起什么反应。
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此：一切政治、主义都是幌子，抓实权才是真正的动机。经国至少懂得“宁为鸡口、毋为牛后”的粗道理，他想自成一种政治势力，宁愿替自己的父亲摇旗，不想替中共呐喊，那是显然的。
这位吃俄国汤长大的专员，他穿起了长衫，拿起筷子吃起中国菜来，照样顺手得很。他并未搬出马克思，也很少讲孙中山。他时常喊的口号，是“蒋委员长是中国的太阳，人类的救星！”搬出来的神像是王阳明，造了一所阔大的阳明堂。父子之间若干步调，显然很调和的。那一时期，凡是蒋先生想试一试的政策，都把赣南当作试验所，看看政治的后果怎么样。蒋先生虽说没到过新赣南（直到胜利后第二年，才到了一次），对于新赣南的种种，却很挂心的。
有一回，高理文到重庆去找经国，恰巧经国夫妇都不在，就在客厅上坐等了一回。一回儿，蒋先生回来了，看见这个矮矮的客人，问左右：“这是什么人？”左右说他是从赣州来的。也就请他进去，交谈了一番，主席（蒋介石）自己先介绍自己的姓名，高理文也自己通报上名去，于是从萝卜菜问到猪肉、鸡蛋，连赣南的人情风俗都问到了。蒋先生对经国的宾客，是刮目相看的。我时常说：“中国人总是中国人，烧成了灰，也还是中国人！”我们不要忘记经国正是中国的人。
穿插在这对父子之间，那时有一件不幸的悲剧，就是毛夫人在溪口被日本飞机炸死了。那年冬天，经国本来已经托他的母舅把母亲顺路接到赣州来。哪知，他的母舅在上海多玩几天，不幸就碰上大劫了。毛夫人死的日子，正是12月25日。那日子，正是蒋先生西安脱险的日子。
他（蒋介石）西安被困时，毛夫人曾祷告上苍，愿以身代。她死的日子，又是这么巧合。他闻讯大恸，为之两日不见客。这对于他们父子之间，情感的加深，也是有关系的，蒋先生也正是中国人！那位宋美龄也是最现实的人，对于政治动向，她也是很敏感的。经国起而代替她，成为蒋先生晚年的手杖，其间并没有多大的矛盾！
经国格外把父亲的地位：捧得高，喊起来，“委员长”、“主席”、“我们的领袖”，和其他部属，用着同样的口吻；蒋（介石）的生辰，那狂热庆祝的情況，不仅是空前，而且是绝后的。蒋先生什么时候才开始注意这一儿子的作为，我也无从揣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