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生存法则
中国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史，可以说，也是中国企业家的孕育生成史。回首这二十年的风起云涌，我真有《三国演义》中所说的“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的沧桑之感。从改革开放之初占尽天时、地利而崛起的广东万宝电器的邓绍深，到“中国饮料大王”李经纬；从胶东农民企业家中的“蓬莱八仙”，到一度名震中华的大邱庄庄主禹作敏；从“中国民营经济的领军人物”中关村四通的万润南，到“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牟其中；从巨人奇迹的缔造者史玉柱，到爱多神话的创造者胡志标，我或同他们打过交道或曾长期近距离地观察过他们。当他们因种种原因或落败或退出江湖的时候，社会上无一例外地都是从经营方面总结他们的失败之因。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对照与他们同出于沼泽而今终于功德圆满的少数幸运者，我得出的结论则恰恰相反，他们大多并非输于经营，而是死于不能适应“生态环境”，不能随“生态环境”调整并使自己进化，而幸存者则相反。我看不出后者在经营上有多少能超出同辈的“绝活”，但在生存智慧上，他们却无一例外的都是智者与大师。
若论企业生存之道，“功夫”同样在“诗外”。今天，在中国企业家即将从无章可循的大泽时代进入到有例可依的海洋时代之时，回顾发生在这些企业家身上的一幕幕活剧，翻看一幅幅现代生存学的画卷，我尝试着梳理出中国企业家生存智慧的十大法则，抛砖引玉，以期能唤起人们对开发这笔珍贵遗产的重视，若然，将不枉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伟大时代。生存法则之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回顾短短二十余年中国企业家的生存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国有企业的风云人物大多销声匿迹，他们或壮志未酬，或抵挡不住59岁的诱惑，或改弦更张；乡镇企业的龙头老大也纷纷变脸；真正存活下来并能成大器的，多半是那些民营企业的弄潮儿。不是因为三者的素质有什么先天的差别，只是环境不同，生存能力不同，结局也因此不同罢了。究其原因，国有企业的运营者，他们或是政治的衍生物，或是政府部门的经济官员，或是不知为谁而战的财产支配者，他们终归是“圈养动物”，习惯把企业领导这一职位当官来做，而非依市场而行。与之相对应，乡镇企业的企业家好比“放养动物”，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则好比“野生动物”。当大家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觅食之时，倒也相安无事，一旦在同一个平台上角逐，孰优孰劣就很快水落石出了。经济学家中的“制度学派”，由此找到了论证“制度安排”重要意义的几乎所有素材。我的表述则是更为中国化的：国有企业是史前恐龙，乡镇企业是经济怪胎，民营企业则是先天不足、后天可畏。
这句话是我十二年之前说的。之所以能说准它，不是因为我有先见之明，而是因为我常年混迹于中国市场经济先行一步的南方这个大泽中，见了太多龙、蛇的缘故。上述现象，社会学家们把它归结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法则之二：商人本位，矢志不移商海无涯，人生无常。最后活下来的企业家，必定是那些真正懂得趋利避害的人。这些人不管来自何方，手段如何，但内心都信奉“以实力论英雄，以财富打天下”的信条，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初衷——追逐利润最大化。正是这种对利润的执著与无尽的追求，其潜在的机警、灵敏与狡诈才会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因此，凡成功者，其骨子里都是地地道道的商人，而那些失败者，大都有意无意地违背了自己的商人定位。古语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在中国几千年重士抑商的等级社会里，锱铢必较的商人一直为人们所鄙视。尽管明清以来，商人可以用财富来博取主流社会的认同与好感，但他们终归是别人手中的一颗棋子，即使是像胡雪岩那样盛极一时的红顶商人，也难免落得个辛酸的结局。20世纪末叶，尽管其间有几次的反复，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向已是大势所趋，伴随“金钱拜物教”的日盛，社会的聚光灯越来越多地投向了企业家，财富运动滚滚而来。
这时，涌现出了一批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但是，如果主人公醉翁之意不在酒，忘记了自己应有的商人定位，或过早现了形，最终难免会以悲剧结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是生存智慧的绝佳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