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到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视察时，邀请企业家参加座谈，任正非也叨陪末座。这种时候，一般人可能更多的是因自己得见天颜而深感三生有幸，而任正非窥见的却是千载难逢的商业机会。他不无忧虑地对总书记说，程控交换机是关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说它与国防一样重要，丝毫也不过分，但现在国内各大电信公司使用的程控交换机大部分都是外国公司生产的。
任正非的潜台词就是：使用国外厂商生产的程控交换机，无异于将自己的秘密示人。这句话给总书记的震动很大。
后来，朱镕基总理到深圳视察时，专门召集四大银行的行长，让他们帮助华为解决资金难题。从此，任正非与他的华为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春天。
再次，老板们的耳朵是顺风耳，比老鼠的耳朵还要灵。无论是平常琐碎、熙熙攘攘的市井之声，还是丝丝缕缕、若断若续的宫廷动静，甚至是大洋彼岸一只蝴蝶轻轻抖动翅膀的声音，统统逃不过老板们灵敏的耳朵。仔细研究华为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与中兴通讯可谓一对欢喜冤家。身为国资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兴在市场上却一直被华为打压。而最近几年，由于嗅觉敏锐、行动迅速、判断准确以及具有独特的国有背景，中兴借助小灵通的推广，狂飙突起，其国内市场份额很快与华为并驾齐驱。但尽管如此，华为战车却丝毫没有减缓的痕迹，任正非也没有廉颇老矣的衰相，原因何在？无他，只是因为任正非做到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简单地说，就是“堤内损失堤外补”。
经过多年的铺垫、渗透，华为在俄罗斯、巴基斯坦、非洲以及南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地的海外业务，在近一两年内已蓬勃地发展起来。
2003年，其国外市场的销售额已近一百亿人民币。作为当年“学毛选积极分子”的任正非，与平庸的企业家不同的最重要一点是：他不仅懂市场，而且还懂政治——华为海外市场的拓展与中央的外交路线竟然惊人的吻合！我认识一位超级大老板，他是典型的南方人，其貌不扬、不善言辞，为人极其低调，走在街上，俨然俗人，由此也闹出不少笑话。1999年他在南方房地产正做得风生水起之时，突然一个人只身潜入当时还不被人看好的北京。
一次，他去看他的一个在建楼盘。探头探脑之际，被以衣帽取人的保安疑为有觊觎之心的盲流，一顿呵斥，该仁兄也不申辩，亦不现出本相，悻悻然地离去了。北京申奥成功后，他一口气在四环之内圈了5块地，每块地的规模与价值都超过了名扬天下的、潘石屹的“现代城”。与此同时，他还把眼光放到了当时并不被人看好的天津，要打造一个几十平方公里的休闲小镇。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这个老板的排兵布阵深表疑虑——5个大盘齐头并进，现金流如何解决？如此大的体量，如何安排销售？回款如果不能及时到位，届时如何解决下一阶段开发所需的资金？管理团队来自五湖四海，彼此的行为方式、思维模式大相径庭且冲突不断，短期之内又该如何整合？甚至有人认为，这个老板的庞大企业崩溃在即。我的看法则与众不同——这个老板不但不会崩盘，而且还会迎来一个发展的黄金期。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我知道这个老板是一个称得上战略家的人。正所谓“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他算的是以时间换空间、占据时代制高点这一笔大账，管理学上的其他问题都是成本。下海十多年，我接触过无数老板，也见证了他们在特殊的国情环境中太多的沉沉浮浮、生生死死。我始终坚信：战略至上，战略为王。
只要一个老板的战略定位准确，不犯方向性的错误，其他诸如企业管理、运作、人员配置、内部协调等问题即便很多，至多也是“肘腋之患”，断不会伤筋动骨。
该老板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历经多年的沙场拼搏，他已经磨炼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商业直觉。他预感到城市化的浪潮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泱泱古国的方方面面，而北京、上海，又即将迎来一个投资的高潮。此外，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一些负面的影响开始显现，届时，中央政府一定会采取措施更加严格地控制土地的转让与开发，央行也会紧缩银根。所以，当北京的经济学家们争论经济是否过热时，当北京的地产“侃爷”们大谈“居住改变中国”等哲学命题时，这个老板却“悄悄地进庄，打枪的不要”。
等2003年北京市颁布了停止经营性划拨土地协议的4号文件以及上海市大力推行土地公开招投标政策时，绝大多数的发展商们才惊讶地发现，身旁已冒出了一个伸只胳膊都比他们的腰还粗的巨无霸。一个时代落幕了。此时，他们才悲哀地意识到捷足先登者已经牢牢地站立在了坚实的土地上，而他们自己，却身处一块逐渐飘离大陆的浮冰之上！当然，这位捷足先登者依旧是那个其貌不扬、从不现形的“俗人”。
老板是什么？他们是饥肠辘辘的恐龙，永远都吃不饱。他们之所以能够屡败屡战，跌倒后又爬起来，是因为他们心中始终燃烧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对成功的渴望。他们虚与委蛇、忍辱负重、点头哈腰、甘当孙子，是因为他们的目标高远——要么是中国首富，要么是世界500强。他们最大的痛苦不是别人的白眼、社会的压力、经营的艰险，而是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赶上或超过李嘉诚！在北京，我认识的一个地产开发商先是通过开餐馆、酒楼，挖到了第一桶金；后来搞装饰、装修工程，又上了一个台阶；再后来他开发了一条商业街，摇身一变，成了当地颇有名气的地产商。但在我眼中，他的实力还处于小儿科的水平。刚见面时，他就笑嘻嘻地说：
“王先生，我看过贵工作室写的书，也看过您写的文章，您怎么对我们老板这么了解呢?”他们的企业发展战略上赫然写着某年某月要成为世界500强，我问：“能做到吗？任正非曾说，在华为三代之内，不要跟他谈什么世界500强。这里的三代不是指换三个领导人，而是指崛起、垮掉，再崛起、再垮掉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作为一个涉足房地产业不久的企业，你们为什么相信自己能做到?”“能不能做到无所谓，人总要有点理想。”他如是说。
中国的企业家、老板们，有的公开自己的理想，如海尔称自己为“明天的世界500强”；以前欧亚集团的总裁杨斌先生也曾对媒体放言，“60岁以前进入世界500强”、“不想做世界500强的企业家，不是好企业家”，大有拿破仑大帝的气概。有的则对未来讳莫如深，甚至是否定，如华为，但驱动他们不停奔跑的仍是其称霸天下的野心。老板是什么？
他们是一群最理性、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像政治家一样，他们的眼中只有永恒的利益，其他的诸如亲情、友情、爱情等都可以是手段。为了实现理想，他们可以像伍子胥那样隐名埋姓、沿街乞讨；为了内心的抱负，他们可以像韩信那样忍受地痞、无赖的胯下之辱；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他们可以像刘皇叔那样三顾茅庐，求教于一个躬耕于陇亩的书生；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他们也可以像罗斯福、丘吉尔那样，顷刻间与自己的死敌斯大林结成同盟。
一句话，在老板们的字典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一个企业家，一个老板，如果做不到这点，他就几乎不可能成功！只有非常现实的人、理性得近乎残酷的人，才可能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