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就能够完成小企业联合起来能办到的事，并且有时能够做得更好（通过选择性干预）。这意味着，所有的生产活动都可以通过一个大型企业组织的方式是有效的。但是这显然是与实际不符的。为什么大企业不像想象中那样有效呢？Williamson认为问题在于企业不可能进行选择性干预，并且指出当交易由市场组织转为由企业组织时会产生三个问题：权力关系会导致实时协调的难题和冲突问题；高能激励会转向低能激励；官僚成本的增加。通过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我们对于层级体制失灵和市场失灵会有更为完整和全面的理解。
交易成本经济学发展有两个分支（然而，这两者并不是彼此独立的）：治理分支和测度分支（Barzel，1982）。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前者。后者与代理理论文献联系更加紧密，该类理论主要集中于事前的激励匹配（而不是事后的适应）。BengtHolmstrom与PaulMilgrom的论文《多任务委托代理分析：激励性契约、资产所有权及工作设计》（1991，本书第10章）主要关注的是伴随雇佣关系产生的测度问题。与一般的委托代理结构（任务是严格线性的）不同，Holmstrom与Milgrom考察了多元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可能会被要求从事多任务（例如，教课与科研）或者从事单任务但是存在多个属性（例如数量和质量）。测度问题的微分处理是多任务问题的主要特征，并且与标准的委托代理结构相比会产生更加复杂的两难选择。这里隐含了工作的重构，例如在团队活动中，一些员工需要专门负责难以监督的任务，而另一些则负责易于监督的任务，对于给定的任务要避免责任的冲突等。
五
有关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尽管在1972年RonaldCoase对于当时的产业组织的研究进行了指责（见本书第4章），然而今天，交易成本经济学实证文献研究的主题正是Coase所理解的产业组织的核心 应该集中于探讨企业从事什么活动，并力图揭示企业内部的不同类型活动的特性 。
实证研究的进步来源于理论上的进步。交易成本理论的 可操作化 是实证研究发展的关键因素。这种 可操作化 具体表现为交易成本理论将制度的选择与一些可观测的交易属性联系起来，这使得理论具有了可证伪性。因此就产生了实证检验的理论基石。
交易成本经济学对观测到的组织形式做出的解释方面取得的成功并非一帆风顺。之前的主流经济学所做的实证研究关注的更多是价格和数量方面的问题。而交易成本经济学需要的则是组织形式以及类似交易不确定性、产品和流程的复杂性以及生产所需的交易专用性程度这样的交易属性方面更加详细的信息。大多数情况下，交易成本经济学家不得不自己通过调查、访谈以及通过研读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商业档案来获取相关的数据。虽然起步艰难，但是正如在这一领域以及在更广范围的实证交易成本文献所证明的（Klein，Shelanshi，1994；Crocker，Masten，1996；Masten，1996），这一理论及其论据是高度统一的，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家看待和分析经济组织问题的方式。
尽管这一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目共睹，但是交易成本观点的可操作化与应用所取得的成就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赞同。像HerbertSimon这样组织方面资深的学者也在1991年抱怨交易成本 纯粹是用漫不经心的方式引入到研究中来的，在（必需用来估计大量的参数并对理论提供实证上的检验的实证方法）产生以前，不仅没有自我检查与一般常识方面的意识，也没有实证的支持 新制度经济学以及相关的方法只是一种信念，或者也许是一种虔诚 （Simon，1991）。在第三部分收录的文献则会帮助我们消除以上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