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期间，莫洛托夫还向宋子文表示，他希望中国也能成为会议主席，并且暗示中国代表团应该支持苏联。对于苏联代表团的表现，宋子文觉得苏方特别是莫洛托夫“显然都愿和中国更友好”。他还连续电告蒋介石，说莫洛托夫对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好。
4月16日，赫尔利在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举行会谈时表示，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武装部队和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政府。
斯大林坦率地说：“苏联政府愿意支持这项政策”。他甚至称蒋介石是“无私的”，而且是一位“爱国者”。斯大林还说，苏联在过去对蒋介石曾“待之如友”。他表示，美国在采取行动统一中国武装力量时，一定会得到苏联的“完全支持”。
对斯大林的上述表态，赫尔利称之为他曾经听到过的最佳消息。4月17日，赫尔利向华盛顿报告说，他已得到了斯大林的保证，斯大林将无条件支持美国对华政策，包括完全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
可是，美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凯南却不以为然，他对提交给华盛顿的有关赫尔利同斯大林的会谈报告表示不安。4月23日，凯南在致哈里曼的电报中说，在赫尔利关于他向斯大林所谈事项的说明中，自然没有斯大林不能坦白地说出口的赞同话。人所共知，言词对俄国人来说是一回事，对美国人来说却是另一回事。而且，就斯大林所言来说，如果我们联想到斯大林谨慎小心地讨人欢心和他所使用的对一切人来说都是同样含义的措辞，从而天真地渴望在这一舞台上得到苏联的支持，那就会导致我们不恰当地依赖苏联的援助，或者甚至认为俄国人会默认美国实现其在中国的长远目标，“那就会是很可悲的了”。
毫无疑问，凯南的意见对华盛顿产生了影响。在接到凯南电报的当天，斯退丁纽斯告诫赫尔利：苏联的政策可能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他指示赫尔利，要设法使蒋介石深信“早日取得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统一的必要”，这不仅是为了胜利地结束对日战争，而且也是“为了建立基础，使中苏关系最终能成为一种互相尊重和永久友好的关系。”
为试探斯大林对蒋介石的真实态度，4月27日，戴维斯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戴维斯断定，莫斯科还没有把蒋介石同伦敦的波兰流亡领袖以及其他“民主的敌人”视为同一类人。“这与延安把蒋与反动势力视为一体恰成对比”。他分析说，莫斯科对蒋介石所持的态度是“比较保留和明显谨慎的”。戴维斯在文章中写道：如果延安在此间被莫斯科认为锋芒毕露的独立性，那么，“莫斯科对蒋的宽容态度就可能是一个微妙的警告，即在克里姆林宫的中国弓上，不是只有一根弦。这并没有脱出俄国人一贯的作法，即敞开和利用与蒋合作的可能性，以作为一种手段，以使延安觉得有必要坚守和俄国团结一致的路线。”
为了弄清楚罗斯福总统去世后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是否有所改变，5月下旬，霍普金斯前往莫斯科。6月13日，霍普金斯在同宋子文举行会谈时，转达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中国，包括共产党在内，在目前还没有一个能够统治全国的领导人，由于苏联不愿意同一个分裂的中国谈判，所以，“斯大林准备支持蒋介石总统及其政府”。而且，“苏联无意侵犯中国在新疆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主权。苏联将主动邀请中国代表进驻满洲，与苏军合作组织当地的政府。”关于中国共产党，“苏联认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务，与苏联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