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鲍罗廷在给加拉罕的信中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右派软弱无力的具体表现。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人的决议“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他认为，这些决议“从右派手里夺走了反对我们的武器”，“右派被置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现在，右派受到打击，“也无法诿过于共产党人”。在谈到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的原因时，鲍罗廷解释说，中派和右派都要求蒋介石继续打击共产党甚至左派。鉴于蒋介石的困难境地，他必须对孙文主义学会或共产党采取措施。他在5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提出的“调整同共产党人关系”的决议案，实际上是缩小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权力的决议案。结果适得其反，“左派更生气了”，而孙文主义学会发现蒋介石从3月20日到5月15日，也就是从公开反党走到反共，则继续要求蒋介石对共产党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措施。“可以说，他成了他们的俘虏”。所以，蒋介石不得不向中派和右派作出让步。
鲍罗廷还说，据他所知，右派人物对这次会议感到很失望。实际上，鲍罗廷对右派的概念是模糊的，他不是把右派当成左派，就是当成中派。在他眼里，戴季陶、叶楚伧不是右派，而是中派。结果，前者担任了广东大学校长，后者也当上了国民党中央书记。鲍罗廷还天真地认为，吸收中派参加工作，“沉重打击了黄埔以外的右派”。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公布的宣言既然已经明文规定要团结一切革命势力，同反对派作斗争，我们大可借此发挥一番，鼓动国民党继续往革命方向推进。
在中共方面，陈独秀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合作，否则，“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然而，对于陈独秀的意见，莫斯科一方面在《真理报》发表布哈林的文章，严厉批评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另一方面又派共产国际远东部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
结果，鲍罗廷拒绝了中共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因为这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旨意。中共既然已经加入了国民党，现在决不能一无所得地退出来。他承认，“国共是要分家的”，但同时又认为，“分得愈迟愈好”。等北伐打到北京的时候，就“可能便要实行分家”了，但现在“应该继续容忍合作”。
张国焘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鲍罗廷的所谓“中共注定要做国民革命的苦力”、“不能空手退出国民党”以及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的种种想法，“不免吃力不讨好”。他也主张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转向注重工农群众的工作，不要介入国民党内部的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