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辛已经发现，国民党左派的一些首领，“特别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组织有恐惧心理”，试图“取得对共产党的监督权”。对此，鲍罗廷并没有提出有效的防范措施，而是主张中国共产党由半地下状态转向合法化。穆辛则主张“同国民党左派建立真诚的联盟”，为此，莫斯科应该使国民党左派相信，苏联人“不是在从事反对他们的工作，而相反是在为巩固和发展国民党本身，为巩固和发展它的国家机关和国民革命军而工作。”他分析说，3月20日事件的发生，是由于苏联军事和政治顾问在军事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而“加速和激化了”。因此，苏联顾问同中国将领一起工作时，尤其需要掌握分寸。“决不允许突出共产党人，让共产党人占据太重要的职位，试图取代最高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向国民党右派妥协和让步的纲领。为了莫斯科的利益，苏联人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穆辛的报告实际上反映了莫斯科的意见。在他起草这份报告期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契切林、李维诺夫、温施利赫特、维经斯基、拉狄克。会议指出，国共破裂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种破裂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会议还认为，至少在共产国际例行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对现有的组织关系“做任何改变都是不能允许的”，而且“对国共两党关系来说都是危险的”。会议甚至要求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重新安排人员，以便基本上保持目前的组织关系。”同时，会议也表示，要让国民党右派离开或者将其开除出国民党。4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上述问题作出决定。
此时，联共（布）党内围绕中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斯大林极力推崇统一战线方针，托洛茨基则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加入国民党，建立什么统一战线，并对斯大林进行猛烈攻击。如此以来，斯大林也就绝对不会赞成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如果苏联人被赶出广州，这不仅对莫斯科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而且还会使斯大林陷入窘境。
所以，莫斯科的意图非常明确：为了恢复苏联在广州的立足点，它将不惜任何代价，其中包括要求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而这个左派代表人物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也就是说，莫斯科决心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让步为代价拉住蒋介石。
为了继续执行布勃诺夫使团对广州的政策，同时贯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鲍罗廷转向支持蒋介石。他很清楚，一心急于北伐的蒋介石需要苏联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因此，鲍罗廷对拉住蒋介石充满着信心。他曾对张国焘说：蒋介石“唯一可以指望的东西，是我口袋里还有一些草。”鲍罗廷向蒋介石透露，他已经使莫斯科“成为蒋的强大后盾”。鲍罗廷还向蒋介石介绍了莫斯科的情况。鲍罗廷这样做，无非是想让蒋介石信任他。而此时的蒋介石，在通向权力的道路上也离不开莫斯科的帮助，尤其是鲍罗廷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