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新右派的抬头，使国共关系变得复杂起来。1925年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陈独秀在会上说：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事，“乃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努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他主张中共党员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牵制”。但是，陈独秀的建议遭到苏联顾问维经斯基的反对。结果，会议通过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现在退出国民党，“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同时，会议也认识到，如果不注意“这种右派的阶级妥协主张的意义，也是一种危险的错误。”会议最后决定：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但不“包办”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左派，而不代替左派。
这次会议之后，国民党右派之间的勾结更加密切了，开始从组织上公开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叶楚伧、戴季陶、谢持、皱鲁、林森在北京西山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西山会议”，这几个人也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会议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公然指出，共产党人的言论和行动与国民党的利益相违背，“盖其加入之意，系图利用本党，发展共产党党势，且籍以维持苏联。”但中苏两国历史毕竟不同，社会状况也有差异，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不能同时进行。因此，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应一律退出国民党，以便使人清楚地辨认出两党的旗帜。强行合作只会导致内部危机，最终导致两个革命政党的分裂，进而阻止国民革命的发展，所以，“不如分之”。会议还要求解雇鲍罗廷的顾问职务，理由是：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作为政治顾问，利用政治委员会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置于其影响之下，事实上等于国民党组织的解体。因此，非国民党员、客串顾问鲍罗廷不得在国民党内活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山会议并没有点名批评蒋介石，这或许是蒋介石的全部活动只限于军队，在国民党内部和国民政府里无足轻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西山会议派熟知蒋介石的政治立场，并且寄希望于蒋介石反对汪精卫。
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共产国际东方部却要求中共妥协退让，主张“中共中央应赶紧重新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对国民党的工作“应非常谨慎地进行”，党团“无论如何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当要求一定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位，相反，它应当竭力广泛吸收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员参加负责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