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就在鲍罗廷全力推动国民党改组时，有人开始怀疑鲍罗廷的动机不纯，说他表面上是帮助国民党改组，事实上是在帮助共产党。在反对人当中，除了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外，蒋介石起初也不赞成国共合作和联俄政策。他从苏联回国后并没有立即赶往广州，而是停留在上海，只将一份《游俄报告书》寄往广州，算是对孙中山的汇报。蒋介石在报告书中指出：对俄党不应过分相信，俄国人的话只有三分可信；俄国人有侵略中国东北、外蒙古和新疆，并有染指中原之嫌。因此，国民党应自立而不依赖于人。
蒋介石在莫斯科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其实就是那份国民党的作战计划被否定了。另外，莫斯科在蒙古问题上的立场也使蒋介石颇为反感。这种不好的影响，使他对莫斯科产生了一种戒备心理，认定苏联人说的话不完全可信。但是，从后来事态发展来看，蒋介石的这种看法并没有影响到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联俄、联共的决心。
为了打消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对共产主义的顾虑，鲍罗廷反复解释说，他到中国来是为了服务中国革命，而不是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他说：“共产主义是一门哲学，一个理想，目前在中国还谈不上”。他甚至表示：“我们已经指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所有的革命者，都应当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旗帜下进行国民革命。”不仅如此，鲍罗廷还在多种场合下反复强调孙中山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他在一次集会上说：“国民党有一位民族领袖--孙中山博士，他能够统一中国并在人民的支持下，把国家从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为了增加孙中山对苏联的信任，鲍罗廷还明确告诉孙中山，莫斯科的愿望就是加强他的领袖地位。
鲍罗廷的努力没有白费，孙中山对他表示了极大的信任，以至“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孙中山甚至对其他人说：“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就像听我的主张一样。”
此时的孙中山，用他的话说：“我们的脸转向了苏俄”。11月25日，他明确写道：从前何以不从事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现在一位好朋友鲍君，是从俄国来的。”俄国革命之发动迟于中国6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于是，他公开宣称：“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而且，孙中山相信，国民党从今日学起，“一定可以成功”。所以，他强调，从今以后，大家要固结团体，“以团体奋斗，不专尚个人的奋斗；要靠党员的成功，不专靠军队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