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回答说，孙中山同越飞会见后，国民党加强了政治活动。但是，国民党认为，同时也有必要开展军事活动。俄国和中国进行革命的条件存在着差异。在俄国，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沙皇。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地球上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反对中国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在那里采取军事行动是必要的”。
斯克良斯基再次分析了俄国革命的过程，说明对群众的政治工作在革命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他坚持认为，“国民党首先应该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用在对工农的工作上”。接近群众，同群众在一起，“这就是中国革命党的口号”。斯克良斯基进而指出，国民党有必要“在近几年只做政治工作”，而军事行动的时机“只有当内部条件很有利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否则，“发起你们方案中所说的军事行动，就是事先注定要失败的冒险。”但在政治工作的同时，也可以进行军事准备。所以，苏方答应派遣中国人到苏联军事学校学习，苏军总参谋部学院可以接受3至7个人，军事学校将接纳30至50人。斯克良斯基强调，不要追求所派人员的数量，而应该注重质量，“主要是对革命和对工人阶级的忠诚”。宁可少派一些人，也要“派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胆小鬼或叛徒。”
事后的情况证明，代表团对这次谈话是满意的。在返回驻地的途中，巴拉诺夫斯基问张太雷，代表团对第二次拜访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留下了什么印象？张太雷回答说，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对国民党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即使从表面上看，“代表团也没有对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答复感到吃惊”。他们从递交军事计划到斯克良斯基的第二次会见时“所处的那种神经紧张状态很快就消失了”。就在两天前，即11月10日，神经紧张的蒋介石还要求送他到疗养院修养两周。可是，在同斯克良斯基会谈之后，蒋介石却对巴拉诺夫斯基说，不要为他张罗疗养的事情了，因为“自我感觉好多了”。由此看来，“中国人对同斯克良斯基同志的会见是满意的”。
11月26日，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国民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想同共产国际进行“坦诚的讨论”。他还说，中国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是世界的革命因素之一，它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共产国际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它也有领导革命运动的责任，特别是领导那些遭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责任。中国受外国列强的沉重压迫，“共产国际应该特别注意中国的革命，并向中国的革命政党提出坦率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