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持有不同观点或已承诺支持别的城市的委员，振梁也区别情况尽可能做工作，把这类委员减少到最低程度。2001年初，接连发生了德国和捷克两名运动员委员巴尔(Roland Baar)和泽莱兹尼(Jan Zelezny)先后向媒体发表不利于北京的谈话。这些著名运动员的舆论影响大。振梁感到必须全力争取他们改变看法或“中和”他们的意见。对巴尔，振梁请他的好友、另一位德国委员帮忙做工作。自己也趁在德国访问期间，专程接连乘坐火车和汽车花了近七个小时到巴尔所在的城市，同他一起吃饭交谈，坦诚地同他交换看法，最终消除了他的抵触情绪。在莫斯科全会后，巴尔还专门来中国参观全国运动会，从此变成中国的好朋友。对泽莱兹尼，振梁通过斯洛伐克委员、老朋友切努萨克(Vladimir Cemusak)做他的工作。最后泽莱兹尼再次发表声明，说记者歪曲了他的意思，他的原意是不能因为制度不同而反对在中国办奥运会。
振梁在国际奥委会中与委员们真诚相见，几十年来点点滴滴在工作讨论和交往中缔结了牢固纯真的友谊。令振梁高兴的是，上次申办时，只有他能以委员的身份与委员们推心置腹地交流。这次则有四人可以与委员们面对面地交谈了。分别于1996年和2000年当选为委员的吕圣荣和于再清，以及在运动员委员中深得人心的邓亚萍都为北京争取到了很多支持。而中国台北的委员吴经国，中国香港的委员霍震霆以及委员中众多的好友都成为北京奥申委“游说兵团”中的重要成员。我们的驻外机构和遍布各国的华人团体和侨领都为争取所在国舆论和委员对北京的支持做了大量工作。振梁认为这是任何其他候选城市所难以拥有的优势。众多朋友的亲切友谊在我们申办时转化为强大的支持力量，使我们激动不已。朋友们对中国山高水长似的深情厚谊我们终生也不会忘记。
当然，环绕北京申奥的不可能只有赞扬和支持。振梁在总结上次申奥的教训时曾说过，一方面我国的综合国力还不如人，悉尼的基础设施优于北京；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联手干预奥林匹克事务，则是北京功败垂成的主要原因。一位奥林匹克领导人多次对振梁说：“美国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但他们决不愿意中国因举办奥运会而获得更加飞速的发展。”在这些阴暗势力的支持、唆使下，“藏独”分子、法轮功痴迷者、个别所谓人权组织以及民运分子，组成了反对北京申奥的合唱。他们或是向委员和国际奥委会寄发反对北京申办的宣传品，或是在舆论上造谣生事、胡说八道。在北京获得候选资格后，这些噪音的分贝也提高了。
欧美的某些政客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作政治秀为自己拉选票。3月下旬，美国众、参两院通过了没有约束力的决议，反对在北京举办奥运会。7月初，欧洲议会通过了类似的决议。但是与1993年申办时的情况已大大不同。这次美国议会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态度已不是铁板一块。有数名议员提出了议案，反对干预奥运会举办地点的选择，主张由国际奥委会自行决定。布什政府也采取了不干预的态度。
2001年5月，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的报告把北京、巴黎、多伦多并列为三个在技术上有能力举办一次出色的奥运会的城市。评估报告并特别指出，“奥运会将为中国和(世界)体育留下一份独一无二的遗产。”振梁认为这是北京抢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制高点，北京通向成功已是任何力量不能阻挡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