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到安徽后，及时向万里汇报了会议情况，并请示如何贯彻的问题。万里考虑到省委农业会议刚刚结束，下边正在传达会议精神，为了稳定人心，发展大好形势，避免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决定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精神不予贯彻。
1980年的人为折腾
1980年3月，万里离开安徽后，在省委个别领导人的挑动下，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在全省范围内又出现了一次不该发生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由于这次争论是从上面挑起来的，因而迎合了下边某些干部的“左”倾思想，他们对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愿望多方加以压制，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干部与群众顶牛的严重情况。对包产到户不认识、不理解的言论主要有：
“包产到户的关键是分而不是包，是分田单干，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
“包产到户是生产关系的倒退，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看产量喜人，看方向愁人。农民只顾眼前利益，要求包产到户是农民自私落后心理的表现。支持包产到户就是迁就农民落后意识。”
“包产到户是一些文人舞文弄墨、强词夺理吹起来的，他们冒充革命，冒充马列主义，欺骗了不懂理论的农民。他们是代表富裕农民的利益，是被列宁批倒了的第二国际提出的‘工团福利主义’。”
“我们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
在我们党内，对某些问题出现分歧和争论，这本来是正常现象。但是，有些人在错误思想支配下，对工作实行错误指导，提出“要坚决刹车”，“对越轨的，必要时要采取行政手段”，要以“破坏三个秩序论处”。这种违背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路线和农民意愿的错误做法，不仅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而且给工作带来了恶劣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原来反对包产到户的干部甚嚣尘上；有些原来积极推行包产到户的干部产生了更大的疑虑和动摇。不少地方出现了干部与群众严重对立，许多积极推行包产到户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包括一些县委的主要领导人，有的要调离，有的被批判，有的被停职，有的被拘留。群众不满地说：“中央三句话(指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省里在打岔，县里在打坝，公社干部害怕，大队干部挨骂，群众急得发炸。”
这种人为的折腾，庐江县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这个县县委主要领导人在四级干部会上宣称：“庐江县要搞包产到户，除非我县委书记不干，或者把我撤掉。”“谁搞包产到户，就以破坏生产论处，逮捕他。”“有人捣蛋搞单干，今后县党代表大会不选他。”并且自封庐江是“坚持马列主义的县”，要用马列主义与推行包产到户的所谓“修正主义县”开展比赛，要在大灾之年见高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