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送儿当兵，参加革命，为的什么?一是为了政治解放，推翻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一是为了生活，为了有饭吃。现在进了城，有些人把群众这个母亲忘掉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我们要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对“六条”规定，会议讨论中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大家唇枪舌剑，你争我吵。由于不少人顾虑重重、怀疑、抵制，特别是受到当时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影响，一些原来写进去的更宽的规定，不得不暂时搁置起来，所以，在某些条文中还留有“左”倾政策的烙印。万里解释说：“有些同志思想不通，不要勉强，要耐心等待，因为具体工作还要靠下边同志去做。有些更宽的条文硬写进去，他们接受不了，反而会把事情弄糟。”
省委“六条”经过上上下下座谈讨论，进行了10多次的反复修改，几易其稿，于11月28日，以“试行草案”的形式下发全省各地农村贯彻执行。
省委“六条”的基本内容是：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根据不同的农活，生产队可以组织临时的或固定的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去做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分配要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这些内容，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常，但在当时，许多规定都触犯了不可动摇的原则，突破了长期无人逾越的“禁区”。这在粉碎“四人帮”后处于迷茫徘徊的中国，是第一份突破“左”倾禁区的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是一支向“左”倾思想宣战的利剑，也是农村改革的序幕。省委“六条”发出后，全省各地掀起了宣传贯彻的热潮，领导亲自动手，形式多样，声势浩大，效果显著，群众满意。在具体做法上，有的召开了县、社、大队三级干部会，有的举办万人学习班，培训大批宣传骨干，由领导同志带队深入基层，原原本本向群众宣讲。有的县广播站设立了宣传贯彻“六条”专题节目。有的将“六条”抄写在生产队活动室墙上，每天晚上组织社员学习讨论。干部、社员把落实“六条”看成是一件喜事，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许多地方听传达的人数之多，到会之齐之快，都是多年少有的。有的地方通知一户来一人，很多全家老小都来了，这种热闹场面很有点像当年搞土改的劲头。通过近3个月的宣传贯彻，“六条”的基本内容在全省范围内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六条”所规定的各项政策得到了全面贯彻执行。
邓小平在看到安徽“六条”后，拍案叫好。1978年春天，在他出国访问路过成都时，对当时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说，在农村政策方面，你们的思想要解放一些，万里在安徽搞了个“六条”，你们可以参考，并亲手将一份安徽“六条”交给了他。不久，四川省委制定了关于农村经济政策十二条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