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就是中美建交谈判的大致过程，尽管有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但建交是在美方接受了三原则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建交公报》比《上海公报》又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是中美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邓小平1979年1月1日出席伍德科克大使为中美建交举行的招待会上祝酒时所说，“中美建交反映了时代潮流，也是历史的必然，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建交对于发展中美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是，邓小平对中美关系问题非常清楚。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的过程中，他始终掌握情况，始终驾驭着形势的发展。根据形势变化，他总是从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的角度审时度势，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他能够当机立断，紧紧抓住机遇，把中美关系推进一大步。他处理问题表现出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当美方提出按照日本方式办理的时候，当即识破了其阴谋，迫使美方完全接受了中国的建交三原则；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需要作出一定妥协的时候，他能够针对美国坚持要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提出：“先避开售台武器的问题，留待建交以后再解决，但是要把坚决反对美国售台武器的立场讲清楚。办事情总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为在当时，邓小平认为，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中国刚刚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有些问题只能分阶段解决，所以建交后不久，邓小平就提出与美方会谈售台武器的问题，经过1981—1982年的艰巨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八一七”公报》，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得到了明显体现。
赴美之旅
中美建交后，邓小平访美的准备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访美代表团的主要议程是同美国方面讨论建交后有关两国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国从美国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问题、经贸问题、文化交流问题等。因此，外交部长黄华和国务院主管科技的副总理方毅是邓小平访美的主要助手，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随行。代表团主要由外交、科技、外贸官员，负责安全的警卫人员，以及负责文件工作的政策顾问等人员组成。外交部官员中有副外长章文晋、浦寿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冀朝铸(兼译员)。我作为驻美大使，是代表团正式成员。此外，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当时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新华社的彭迪担任“新闻助理”，谭文瑞等担任代表团顾问。
我们驻美大使馆早已开始着手准备邓小平的访美工作。美国方面也考虑得很细致。布热津斯基专门约见我，向我询问，邓小平到美国来将提出哪些问题，想解决什么问题?美国同时也要考虑接待仪式和规格问题。他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邓小平到华盛顿之后可能有游行，主要是台湾的或美国亲台湾的反对势力。他说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允许群众游行示威。我说这不行，我们两国刚刚建交，应该注意到我们的关系正在向友好的方向发展，不要对此施加不友好的影响。邓小平来访问，这是一次友好的访问，游行会破坏友好的气氛，不能够出现这些不愉快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