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工作很紧张，一方面要在克里姆林宫谈判条约；一方面要到李富春率领的一批人那里指导工作。正好这时孙维世从欧洲回国经莫斯科来看周总理，我建议孙维世留下帮助周总理料理生活，周总理同意了。
斯大林直接给毛主席打电话共三次。前两次是我接的，第三次是我正在克里姆林宫帮周总理工作之时，孙维世接的。因意思表达不够明白，斯大林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我把他的话翻译给毛主席，还是问毛主席的打算和愿望。此时，条约虽在拟定，但是斯大林对谁来签约，仍不知毛主席的想法，所以又来一次试探。毛主席的回答是：“我没有意见，有意见都在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不是正在克里姆林宫谈吗?!”我把原话译给了斯大林。
中苏双方最有成效的一次会谈，中国方面参加的有毛主席和周总理，苏联方面有莫洛托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贝利亚等。我任翻译。谈判的主要内容有：在新疆方面要拟定几个协定，有石油的开采、有色金属的开发、稀有金属的开发以及将苏联在我新疆边境贮存的大量武器移交中国的问题。赛福鼎(时任新疆人民政府主席--编者注)随后去莫斯科，就是为了签订这些协定。在东北方面，有中苏合作使用中长铁路以及移交问题，旅顺口、大连驻苏联空军，在东北设苏联领事馆，在海参崴、赤塔、伯力等地设中国领事馆(中国领事馆后来形同虚设)，还有苏联侨民问题。十月革命后许多白俄逃到我国东北，在那里办了许多企业，苏联这时决定将这些企业统归秋林公司并收归国有。对以上问题作了原则的讨论，然后交李富春带领中国方面的工作人员同苏联具体研究拟订各项协定。
在工作人员拟订条约和协定时，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同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在这次会见中，斯大林提出，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建议毛主席把自己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出版。毛主席说他也有此意。毛主席还提出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理论上强的同志帮助完成这项工作。斯大林立即答应派尤金来华。后来尤金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卷的编辑工作。在编辑过程中，由我随时译成俄文，邮寄斯大林阅读。《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单独抽出提前编译的。斯大林阅后指示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
中苏条约的名称，起先是叫“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来周总理建议加上“互助”二字，就是最后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签字仪式于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代表苏联，周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签字。维辛斯基和周总理都发表了讲话。
斯大林原打算在签约的同时，签订贸易协定。可是到了举行签字仪式时，由于苏方工作人员的粗心，出了差错，修改纠正耽误了时间，所以没能将贸易协定按时拿出来。斯大林问及，他的下属竟说：“中文没有准备好”。斯大林让我把这话译给毛主席，我译了。毛主席说：“总而言之，一切错误都在中国人身上!”斯大林感觉到了，再三追问我毛主席说了什么。我说：“是我们私下的话。”他就不便再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