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拐峁医院，一个年轻的女战士来到了我父亲的床前
1938年3月17日，我父亲所在的343旅发起了山西西部的午城井沟战斗。正当我军向敌人发起冲锋时，一发日军的大口径炮弹呼啸而至，我父亲刚要卧倒，炮弹便爆炸了，巨大的冲击力一下把我父亲掀翻到几米远的沟里，我父亲顿时失去了知觉。
我父亲醒来一看，从上到下共有九个地方挂了彩，头、肩、胳膊、腿，整个左侧没有幸免的地方。左耳膜被震破，听不到一点声响；左臂骨折，胳膊上嵌进了弹片，血肉模糊。这时部队正在与敌人厮杀，我父亲只能被简单包扎一下，等待战斗结束以后再想办法。
幸好战斗打得很利落，日军很快就溃败了。但我父亲的伤很严重，当地没有什么好医院。部队首长决定把我父亲送到延安去治疗，我父亲开始还不愿意离开部队，但他失血过多，已经没有什么自主意识了，部队派出担架队星夜赶往延安。
当时延安最好的医院就是拐峁军队医院，它坐落在延安附近的一条山沟里，拐峁军队医院实际就是我军总医院（现在的三零一医院）的前身。可当时拐峁医院的医疗设施很差，医务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我父亲的伤势他们也没有处理过，幸亏当时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大夫在医院作医疗指导，他亲自对我父亲的伤势进行了诊断，会同当时拐峁医院的著名外科医生汪石坚制定了稳妥的手术方案。
在爱德华大夫的指导下，汪医生成功地将我父亲身上的弹片取出。手术后我父亲的伤势逐渐好转，这让我父亲十分感激柯隶华大夫和汪石坚医生，后来在石家庄白求恩医院和河北唐县白求恩柯隶华纪念馆我都曾看见过父亲与柯隶华的合影照。拐峁医院的其他医生和护士对我父亲也很好，只是仍要躺在医院里慢慢康复使我父亲有些着急。
正当我父亲在病床上熬日子的时候，一个骑马的年轻女战士来到我父亲的床前。我父亲并不认识这个人，这个女战士也没有自我介绍，就是说是毛泽东派她来慰问陈士榘的。这个女战士从包里拿出了一封信，还有二百元钱交给了我父亲。一看信封上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陈士榘同志启，我父亲一下认出了这是毛泽东的笔迹。
毛泽东在信里说听到陈士榘受伤的消息，十分惦念，本想过来探望一下，但事情太多实在抽不出身，特委派江青同志代我前来慰问，希安心养伤，争取早日康复。我父亲当时也听说了一些关于毛泽东与江青的事，说他们可能要结为伴侣。但毛泽东仍在信里称江青为同志，我父亲也不好多过问。
江青在医院里呆了一会就走了，我父亲也不知道该向江青说什么。她快上马时我父亲才想起请她代为转告毛泽东，感谢主席的关心和慰问，自己一定安心养病，争取早日康复出院，重返抗日救国的前线。
江青没有说什么，她费了好大劲才跨上了那匹几乎跟她一般高的战马。江青骑的那匹战马我父亲觉得很熟悉，一问果然是主席的坐骑。江青骑在马上，显得很洋气。我父亲认识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心里不禁将江青和贺子珍做了一个比较，觉得江青尽管年轻漂亮，但没有贺子珍朴实憨厚。
我父亲当时并不知道江青是从大上海来的电影演员，只觉得她不像经过了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尽管她也穿着八路军的服装，但处处透着一股与众不同的味道。而贺子珍就显得朴实多了，她甚至能坐在你床前问长问短。当然，我父亲也不愿意多想什么，因为这毕竟是中央首长们的个人私事，怎么处理都是有道理的。
江青走了以后，我父亲将慰问金交给了警卫员，说将来留着部队用吧，因为这也不是个小数目。而主席的那封慰问信，我父亲则自己留下了，因为自从八路军开赴前线以后，见到主席的机会很少了，留下这封亲笔信做一个念想吧。
可惜的是这封信没能保存下来，当时我父亲担心自己在作战中再度负伤，或者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便把这封信交给了部队负责宣传工作的一位同志保管。遗憾的是那位同志把这封信弄丢了。这成了我父亲心中一件极大的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