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们是承认还是回避，不管是彻底否定还是留有余地，文革对我们这一代和父亲那一代乃至我们的下一代都有巨大的影响。
文革的确改变了很多人家的命运，有的用这个契机飞黄腾达（但基本上是昙花一现），有的饱受磨难，有的家破人亡，有的贻误了一生的前途。但它作为一种民族性的灾难，已经载入了中国和世界的史册。
和好多老干部一样，父亲对文革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看着那么多朝夕相处的战友和首长一个个被打倒，一个个被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成为人民的敌人，从心眼儿里是绝对不会认可的。
但是，毛泽东的印记在他们那一代革命军人眼里，实在是太神圣、太不能怀疑，太有魅力了。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们还要维护党性的原则，维护与中央保持绝对的一致。他们不可能发出质疑，他们更不能对抗。上至毛主席下至普通百姓，都是那样狂热地对待这场号称意义远远胜过巴黎公社的运动，作为一个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也只有无条件的服从。
父亲尽管在党内大事上“无条件服从中央，服从毛主席”，但是在具体的运动中，父亲还是有一定的判断力的。
1966年至1970年担任工程兵党委秘书的李柱江回忆说：“陈司令真是一个不喜欢整人的老干部。早在文革前不久，由于知识分子在各个单位都是被改造对象，心情相对比较压抑，有的希望到地方工作。陈司令却一再说，现代化的国防建设离不开知识，今后所有的大学生不能放，实在有特殊情况的也要工程兵党委讨论。”
1969年，30多名研究所的干部因为所谓派性因素被列入复原名单，其理由是站队战错了。父亲看到这些干部大多是知识份子，便坚决予以制止：“干部一个不能走，几个研究所的都要执行！”“宁可减少一个连队，也不能放走一个人才”“有的同志犯了错误，要立足于教育，不要当成包袱甩掉”
父亲还在多次会议上提出，要关心知识分子的进步，要大胆吸收一批政治上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入党。就这样一大批人才被保护下来，成了科研和教学的带头人，后来一些知识分子成为师级甚至军级干部。其中有一位留苏的技术干部也被留下，改革开放后，这个干部以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升迁到一个军队院校的院长。他很感恩父亲，虽然工作繁忙，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他不仅来参加追悼会，还在父亲骨灰送往湖北老家的时候，推开政务迢迢千里地赶去。
文革中父亲始终坚持党委领导，尽管也有造反派，但在工程兵机关始终没有发生武斗更不要说死人。当然，执行文革中阶级斗争的路线，是当时在台上的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也包括父亲。
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实际上就是打倒一切，父亲当然不能幸免，他也是在风雨飘摇和惊慌失措中过来的。就是后来许多被打倒的干部，在没有被打倒前也是满腔热情地参与文革的。少年时代我对陶铸同志的一句话记忆犹新：“中南海除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打倒”。直到他自己被打倒，这条定律也依然存在。
我们年轻一代也议论过，某种程度陶铸被打倒也并非坏事，做为中央文革顾问，如果再干几年，其结局真的很难说。所以我们几个弟兄也以一种并非宿命的观点说：“如果父亲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被打倒，那真是因祸得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