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员当中有好些人接受中共的主张，在抗日战争中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在反摩擦斗争中，持消极和中立态度，以至站到我们方面来。
不少学员毕业以后，运用游击战术，活跃在各地抗日战场上，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打了不少胜仗。
更有些人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敌后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
在蒋介石的反共高潮中，有些人写信或想办法派人与“游干班”的中共教官联系，有的还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门市部，秘送情报、地图等，暗中建立联系。
叶剑英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举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史上是一个创举，写下了十分重要的一页。
七、到桂林开展统战工作，与越南胡志明同志密切交往，结下深厚友谊
抗战相持阶段，广西已成为我国西南抗日大后方。
桂林是国民党桂系集团权力的中心。
为了团结桂系坚持抗战，叶剑英在党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从南岳到桂林，住在老朋友桂系将领黄琪翔为他提供的一处住处。
他与李克农等领导办事处人员利用这个秘密联络点，开展桂系的统战工作和广大后方军民的抗日宣传工作。
叶剑英经常出席桂林各界团体联合举办的时事讲座会。
1939年5月28日，他在第18次讲座会上发表了《积小胜为大胜》的演说，到会有一千多人。
在演讲中，他精辟地分析了抗战进入第二期以后的时局，提出了在战略方面以持久来对付速决，在战术上运用“用全力求小胜”、“积小胜为大胜”、“以大力打小仗”，争取最后胜利的著名理论观点。
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扫荡报》以及在桂林发行的《新华日报》，先后发表了叶剑英的《二期抗战与游击战》、《正规军当前的任务》、《在敌后的两年》、《游击战线上目前军事问题》等演讲和文章，宣传坚持团结抗战，坚持持久战，批驳在国统区曾流行的“亡国论”，从而增强后方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为了团结桂系坚持抗战，孤立蒋介石顽固势力，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的逆流，叶剑英协助周恩来经常与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及桂系内民主人士，进行接触交谈。
叶剑英亲自带去一些《论持久战》小册子，向李宗仁、白崇禧宣传介绍，散发给军官们阅读。
他不但到国民党某集团军军官团，作《国际形势与抗战形势》演讲，还应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杨东莼的邀请，在白崇禧的陪同下，骑马到桂林东郊学校，向全校师生作了题为《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说。
他还接受进步教授冯家驹先生邀请，为广西大学全体师生作过形势报告，都受到热烈欢迎。
这一时期，叶剑英同后来成为越南人民伟大领袖的胡志明同志有过一段亲密交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当年胡志明从延安到重庆，又到桂林，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住了很久。
其后曾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通讯班长”的身份到南岳训练班学习和工作。
叶剑英回忆说：“我在南岳训练班时，胡志明就在我那里，当挂名的秘书，大家叫他胡光，后来回国了。
新中国建立后有一年，他来中国，同毛主席、周总理谈话，说：‘我们今年国庆，想请叶剑英同志全家去。
他是我的上司’。
毛主席说：‘志明同志，您今天还讲这个话，你已经做越南的领袖了。
好，就让他们全家去吧!’”后来，叶剑英携带子女，全家到越南去做客。
八、在重庆声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平江惨案”罪行，出席各战区参谋长会议，“舌战群儒”
1938年10月，日寇相继占领武汉、广州后，全国抗日战争的局势日益恶化。
日本侵略者对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继续对华南、华中地区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加紧进行政治诱降活动，积极筹划“蒋汪合流”，企图诱使蒋介石集团就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