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松潘、漳腊地区的胡宗南部因其四十九师被歼，不敢再孤军北上。
甘南兵力十分空虚。
如果已占领阿坝地区的左路军能按原计划迅速北上，一定能够顺利进行夏洮战役，占领甘南，打开一个大好的局面。
但是，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就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
相反，他坚持要左右两路军全力出洮河以西，企图越黄河深入到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的主张。
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催促他率部出墨洼(今麦洼)、班佑，同巴西地区的右路军会合。
张国焘迫不得已，才勉强同意部队向东挪动，但又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上下三十里均无涉点”，停止东进，拒绝向右路军靠拢。
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提出改变北上方针，主张南下，要求“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强令已经东进至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第五军返回阿坝。
当时，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总指挥部驻在巴西潘州的一个喇嘛庙里，离党中央驻地不远。
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同志，几次三番到前指开会，进行劝说。
但陈昌浩无动于衷，一切按张国焘的电示行事。
张国焘不仅不率左路军北上，反而电令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9月8日夜，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和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联名致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
电报还详尽分析了各种不利因素，希望左路军“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
张国焘接到毛泽东七人联名给他的电报后，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恼羞成怒，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命令右路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洞察了张国焘的阴谋，觉得事态严重，飞跑到中央驻地，面见毛泽东报告说：“此地有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三军团去。”
毛泽东默默注视叶剑英良久，点了点头，嘱咐他赶回去，提高警惕，并设法脱险。
叶剑英立即迅速返回前敌指挥部。
毛泽东送走叶剑英以后，立即同张闻天、博古赶到驻在巴西的三军团部，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同志一起，召开紧急会议，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坚持北上方针，党中央果断地决定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叶剑英在中央面临极大险境的紧迫时刻，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伟绩。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曾多次赞扬叶剑英此举立了一大功。
1937年3月，毛泽东在有张国焘等人在场的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他就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路线。”
……接着，在谈到左路军和右路军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
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也多次谈到这件事。
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当着大家的面送给叶剑英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曾与杨成武谈起此事，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