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中，他特别赞同学堂的“学生一律剪掉辫子”的规定。
那时，清政府仍然把剪辫子视为是大逆不道的违法行为，轻者坐牢，重者要杀头的。
学堂为了对付官府的检查，要求学生把剪下的辫子缝在瓜皮帽上，戴在头上仍像是长着一条长长的辫子。
可是，每当上体操或操练时，学生们一摘掉那顶瓜皮小帽，个个都是光头一个。
每当这时，朱德摸着光头，觉得一身轻快，练起单杠、双杠、木马、徒手体操来，分外干净利索、灵活、准确。
体育学堂，虽然是一所不大的学校，师生总共也就二百来人，却分为两派。
一派是拥护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派，一派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派。
拥护孙中山的同盟会员在师生中展开秘密活动，他们秘密散发传单，传递信息，发展组织。
一天，晚上就寝之前，朱德突然发觉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塞有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
他如获至宝，立马收藏起来，悄悄地躲在无人处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革命派的主张都是自己想说的，而立宪派的实质仍然是维护腐朽透顶的腐败朝廷。
读完《民报》后，朱德总是焦急地盼着有人来同他接头、交谈，要是有那样一个人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此人必定就是同盟会员。
他盼了几天，也没有出现他想像的情况。
后来他也如法炮制，把《民报》藏在一位他认为可能是同盟会会员的枕下，并在暗中观察他的举止言行，等他同自己联系，但毫无结果。
同盟会，在当时被清廷定为禁党，是叛逆，抓住了就得坐牢，甚至杀头。
所以，只能够秘密活动。
朱德在体育学堂学习的一年中，一直同刘寿川先生保持着联系，常有书信来往。
通过刘先生的牵线搭桥，他在成都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特别是来自仪陇的同乡敬、张四维、李绍沆、田玉如等交往更为密切，情同手足，无话不说，学习中相互帮助，生活上相互关心。
假日里聚会在一起，谈论毕业后的打算和抱负，谈论救国之道，而谈论最多的还是怎么改变家乡的贫困落后面貌，使父老乡亲们再不受穷。
刘寿川回到仪陇县任试学(督学)，他了解到在成都读书的仪陇籍学生，有毕业后回仪陇办学校，报效家乡的志愿。
他决心在仪陇筹办一所高等小学堂，给朱德、张四维、李绍沆、田玉如四个仪陇籍的学生写信，邀请他们毕业后回乡共同创办县立高等小学堂。
四个人接到信后，欣然同意，尤其是朱德最合心愿。
在他的心目中，教师是崇高职业，自己非常拥护“教育救国”的主张：何况这又在家乡教书，离家很近，还可照看父母；特别是为了读书欠下的两百多块大洋的债，自己应该挣钱还账。
事实上，这笔钱，直到他以后在滇军当上旅长后才还清。
1908年初，朱德和张四维、李绍沆、田玉如四位好友应刘寿川之邀，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
朱德任体育教习兼庶务，其他几位朋友分别担任文科或理科的教员。
仪陇县高等小学堂，就建在原来官府里办的金票书院里。
金票书院就在城内，它是依着山势修建的三座院落，前院是操场，中院是教室，后院为宿舍，环境幽美，绿树成荫，是一处读书的好地方。
原来为一班举人、秀才所把持，现在虽然改成了新学，他们仍然想维护旧的教育制度，极力反对朱德等一批新来的教师。
这时，朱德又面临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和反对。
朱德从成都回到仪陇后，先去高等小学堂报了到，然后回到马鞍场去看望父母。
那天，家里比过年还热闹，亲友们听说朱德学成归来要在县里做事了，都来道贺。
家里杀鸡、宰鸭、做豆腐，来招待朱德和亲友们，席间，亲友们你一言，我一语地问起他的情况：“你在县里做啥子官哟?”“我们这种跟泥巴打交道的人，是做不了官的，能做点事就不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