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除夕，家里再穷，也要图个祥和吉利阖家团圆。
她把全家老少男女召集在小屋里，围坐在一起，一面守岁；一面吃着从花生地拣来的花生，算是全家团聚，辞旧迎新。
在这除夕的夜里，她就把下一年每个人的活计安排停当了。
平时里，男女老少都很认真地按照她的安排分工劳作，没有一个偷懒，也没有一个敢讨价还价。
她说的话都是算数的，谁也不去违抗。
潘氏安排生产，既有长计划又有短安排，全家每个人在一年里做些什么清清楚楚，一天里干些什么活计也明明白白。
男人和身强力壮的妇女都得下地干活，剩下的妇女和小孩在家里干活，喂猪、割草有的是事做。
就是煮饭，她也立有规矩，四个儿媳，按顺序排，一人煮一年，轮流转，谁也别挑拣。
小孩子除了砍柴、割草，还得放牛，大的带着小的相互帮助。
每天早晨，只听她一声号令，全家人都迅速起床，各司其职。
只有吃饭时才停一下，从天色微明起床，直忙到夜色苍茫才去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不停地劳动着，还得不到温饱。
饭食的安排也按劳动的情况定的。
每顿饭都是男人先吃，然后才轮到妇女和小孩吃。
吃多吃少，是根据年龄大小和干活轻重来定的。
贪吃的孩子还觉得没有吃饱就被撵下饭桌了，孩子们总觉得肚子是饿的。
仪陇产水稻，即便风调雨顺好年景，收下的稻谷除了交租外，也所剩无几了。
平时，早饭是高粱稀饭，还得加上豆子、红苕和青菜，配上一小碗咸菜。
午饭是高粱加少许大米掺和着红苕煮成干饭，再加上一小盆青菜汤或南瓜汤，就这种饭也不是一年到头都能吃到。
晚饭基本上和午饭差不多，但等到农闲时，就只有两餐了，晚饭就不吃了。
朱德曾回忆说：“我从小就是饿着肚子长大的。
因此，后来搞革命运动时，好像根本不知道饿。
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
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并肩的士兵走来走去。
习惯了那种清苦生活，走遍世界也就不觉苦，过毛尔盖觉得也不过我们那样子。”
潘氏是个精打细算的人，全家人谁的衣服补一补还可以穿，谁该添制新衣新袄了，她心中有数。
并不是人人每年都能做新衣，全家大小都很珍惜自己的穿戴，都清楚一件衣服、一双鞋子来之不易，基本上是一件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过老三穿，破了补，补了破，破了再补，补丁一层又一层，直到无法再补，无法再穿时为止。
祖母的勤劳和组织才能给朱德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他不只一次讲道：祖母是全家的组织者。
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里，朱德一家受尽了地主豪绅的剥削和欺压，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读书人，他们深知没有文化的苦。
于是，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也要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
1892年，在朱德6岁时，朱家的老人们把他和朱代历送到丁家私塾去就读，那里的先生是个秀才，颇有学问。
丁家私塾，是财主丁阎王家办的，要进他家的家塾，不仅每年要交七八石稻谷，而且只让代历和朱德上半天学。
在丁家私塾的两年学习中，受尽了地主家少爷的欺辱。
这里除了朱家两兄弟外，其余36名学生，一色都姓丁，他们叔、伯、兄、弟都是自家爷们。
他们用鄙视的眼光看朱家兄弟，怎么看怎么瞧不起，对丁家私塾来了两个外姓人实在恼火不过，千方百计找岔挑衅。
他们故意怪声怪气地把“朱”喊作“猪”，也写作“猪”，以此来取笑和污辱朱家兄弟；有时，还惹是生非，借故拳打脚踢朱家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