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母亲的人格和她的舐犊之爱，任何懂事的孩子都不会没有至深的感受。而但愿此时的我在母亲眼里已经长大懂事了。
我的母亲是上海人，但是她的身上已经找不到任何上海千金的痕迹了。原因是1949年建国前夕，15岁的她就参加了人民解放军，55岁时，她光荣离休。今年，老妈70有5。60个寒来暑往，母亲目睹和经历了共和国所有的荒唐和辉煌。至今，她和我父亲携手步入人生的夕阳，享受子女和社会对他们的尊敬和回报。应王辉耀先生的邀请，我写自己的母亲。45岁的我在母亲的眼里永远是孩子。怎么写呢？母性的伟大让我们永远仰视。但是，像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这样似乎又太过抒情和有特定的时代政治色彩。最好平视自己的亲人，这样心灵更近。并且往往生活中小的事情和细节令人难忘，甚至影响我们一生。夜深人静时，我陷入沉思。
父系社会里，母亲几乎是生活的代名词。生活永远是不易的，因为那个年代不仅需要面对日常生活中无尽的琐碎，还要提防无辜者莫明其妙的政治风险。在丈夫被带走面对法西斯一样的刑具去接受拷问时，母亲必须平静地面对一切可能突如其来的恶性变故，风雨一肩，完成对子女的抚养和对远在上海的五个弟弟妹妹的经济负担，还要安慰自己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从城里到乡下，母亲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的不灭的印象是笑声和着泪水，以及刚直不阿。她的一生几乎从来不明白什么叫妥协和沉默，虽然文革岁月，她只能沉默，这种沉默有时表现为即便与7亿人民一道山呼万岁，而内心依然保留和压抑着本色的朴素、苦涩，但是泰然。孤独时，这种品质如静影沉璧；狂风暴雨时，她凛然正义，虽娇小地来自十里洋场，如弱柳迎风，但韧性之强虽历千古而依然诗意地周旋在油盐酱醋的避风港里，享受锅碗瓢盆里主题再现的交响。
如今，三个孩子都已事业有成。可是，母亲的另一个代名词是牵挂。至亲的爱不妨可以解释为：年轻时的思念，中老年时的惦念和百年后的怀念。中国的象形文字里，“念”字就是心头上永远提吊着今天和现在：孩子，你在哪里，你在干什么，身体好吗？至今，母亲还时常来电话问候。其实，这些本应该是孩子们对老人家的牵挂和问候。有人把祖国比喻成母亲，我看就是爱到深处的惦念。
看来，不去仰视还很难。
说两件生活中的小事。“文革”中，父亲被关进牛棚，母亲成了牛鬼蛇神家属被红卫兵拉走去政治学习时，8岁的姐姐就承担起大人的职责。有一次，她从炉灶上提起几乎是自己身体体积四分之一的大铜壶，给自己身高二分之一的热水瓶灌开水时不慎将两脚烫成重伤。姐姐刚刚痊愈，我又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开水烫伤。白天承受了太多政治高压的母亲，晚上回来流着泪为孩子们换药，哄着疼痛难忍的孩子入睡，而自己内心的痛苦现在回想起来一定非常煎熬。在得到工宣队和军宣队的打手们勉强同意后，除了经常带孩子去本单位医务室换药打针外，母亲还要先后背着我们姐弟俩去十里以外的牡丹江林业中心医院就诊，风雨无阻。
母亲是林业系统一所中专的语文老师。有时，早上上班之前锅里烀上大碴子粥，还担心烧焦了。上午头两节课后，马上趁工间操的短暂时间飞速跑回家照顾锅里的饭。每次母亲上下班，单位的高音喇叭里放出来的永远是两首歌《东方红》和《国际歌》，颇像是今天的北朝鲜，个人崇拜登峰造极。胸前别着主席像章的母亲跟无数家长一样虔诚。白天在红旗飘飘，满天遍野的大字报和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的围困中带着真诚的目光去接受日复一日的精神上的蹂躏。关于虔诚有不同的解读。宗教意义上的虔诚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而政治高压下的虔诚是介乎巫术和恐惧之间的顺从。也只有回到孩子们中间，母亲才会有尊严和人的直立行走。那个年代，所谓尊严，就是回归生活本身，就是实实在在地过日子。
当年，如此身心的煎熬竟没有压垮母亲，简直是奇迹。因为，自打生下我来，母亲就因为产痛而患上高血压，至今病历四十五年了。由于常年吃各种降血压的药物，形成神经衰弱，再加上精神上的刺激和工作压力，母亲的胃落下了病根子，经常疼痛难忍，脸色蜡黄。几年前，心脏病严重。我曾暗自落泪，心中隐隐作痛。母亲本该好好享受子女的爱和回报，却每天为腰间盘错位和膝关节的骨刺遭受常人难以想像的痛苦，坐卧不安。可是每次回家探望母亲，都觉得她精神状态特别好，根本不像有那么多的疾病缠身。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峥嵘岁月锤炼出来了老人家的乐观豁达和钢铁般的意志。最不愿意得出的结论是母亲在孩子们面前几十年如一日地强制自己表现出母仪的尊严，不管身心有多么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