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贺龙也将大难临头了。
1959年9月，中共中央组成了新的军事委员会。
中央军委的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但是，林彪身体不好，无法坚持工作。
1962年3月起，林彪因病休养，军委日常工作落到了贺龙和聂荣臻两位副主席身上。
1963年5月，林彪让叶群通知军委办公会议说：他现在主要是养病，不能过多地考虑军队工作，请军委办公会议和总部同志放手去做工作，不要等他的指示。
具体工作由第一线的同志大胆去做，由军委办公会议处理；大一点的问题请军委常委处理；重大问题，直接请示主席、中央决定。
毛泽东于9月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正式提出：“林彪同志长期生病，身体不好，我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与会的中央政治委员一致同意。
从此，贺龙成了真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
对中央这个决定，林彪不好公开反对，但他认为贺龙夺走了他手中的兵权，所以心中万分不愿意，并对贺龙产生了强烈的嫉恨。
由于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罗瑞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两人兵权在握。
因此，林彪考虑，他要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就必须先打倒这两个人，重掌兵权。
于是，从批斗萧向荣起，有预谋、有步骤地迫害罗瑞卿、贺龙的活动开始了。
1965年12月6日，贺龙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让他立即到上海去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按以往惯例，中共中央召开重要会议，事先要把开会的时间、内容先通知与会者，将会议有关文件资料送大家阅读，准备意见。
而这次却一反惯例，对中央要在上海开常委扩大会议，什么内容，事先没有给贺龙透露一点消息，所以他感到很突然。
动身前，秘书请示他要准备什么材料，贺龙考虑前不久，中央发出了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指示，这次上海会议可能与战备工作有关，于是他让秘书带上了作战地图。
12月8日，贺龙到达上海，会议已经开始。
这时他才知道，此次会议是要揭发批判罗瑞卿。
贺龙下榻在兴国路一号，与刘少奇住处相距很近。
开会当天的晚上，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前来拜访，恰好李井泉也在。
大家寒暄过后，不由得把话题转到这次会议上来。
刘少奇问：这次批判罗瑞卿“事情真有些突然。
贺老总，你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
贺龙说：“我也是今天到上海才知道的。”
刘少奇又问李井泉：“你事先知道吗?”
李井泉回答：“我也不知道!”听了两人的回答，刘少奇意味深长地说：“这么说，我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其实，这次会议要解决“罗瑞卿问题”，对参加会议的军队领导干部事先都打了招呼，惟独瞒着贺龙和罗瑞卿本人。
也可以说，对他们两人是“突然袭击”。
因此，贺龙一到上海，听说这次上海会议是专门揭发批判罗瑞卿，他不禁想起了一个月前，林彪策划批判萧向荣，抓萧向荣的后台，会议主持人一再让他对罗瑞卿表态，他公开担保罗瑞卿没有问题等等前前后后的情况，敏锐地察觉到情况的复杂性和严重性，预感到这次斗争将不可避免地要牵连到自己。
但他又想，自己光明磊落，没有和罗瑞卿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所以心中很坦然。
更使贺龙想不到的是，就在让他对罗瑞卿问题表态的同时，1965年11月30日，叶群带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以及李作鹏、吴法宪等人写的11份诬陷材料，去杭州见毛泽东，告罗瑞卿的黑状。
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正在组织班子要夺军权”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