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不出他的预料，在贺龙率红三军一部兵力转到外线后，夏曦指挥留下的红军，不仅未能守住根据地，而且红军一下子就损失了十多个警卫团和警卫营。
夏曦被迫率少量部队突围。
突围中又将电台丢失，从此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
随后，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的湘鄂边、巴(东)兴(山)归、襄(阳)枣(阳)宜(城)苏区和洞庭特区等几个根据地也相继失守。
湘鄂西根据地就这样被王明“左”倾路线断送了。
9月中旬，夏曦随红七师突围后，来到襄北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主力会合。
这时，贺龙和三军广大指战员才知道洪湖根据地已经丧失，无不满怀悲愤，都坚决要求打回去。
但此时夏曦已完全丧失了在洪湖苏区坚持斗争的信心，却又怕承担抛弃苏区的责任，因而既不敢回洪湖，又不敢走，只是让红三军在大洪山地区转悠。
10月下旬，红三军发现红四方面军已从大洪山西去了。
为此，中央分局委员夏曦、贺龙、关向应、宋盘铭等四人在王店开会，研究红三军下一步行动。
个别人主张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贺龙等大多数人则主张恢复洪湖苏区；重新组成湘鄂边特委，把王炳南的独立团改组一下，回湘鄂边恢复苏区，坚持斗争。
两种意见争论不休。
夏曦决定红三军去湘鄂边，他说：“既然红四方面军可以离开鄂豫皖苏区，我们也可以离开洪湖苏区。
我们去湘鄂边还不是离开苏区，从那里可以再回洪湖。”
随后夏曦就同关向应、宋盘铭商量如何向湘鄂边转移。
因为，那时红军内部肃反，已搞得草木皆兵，人心惶惶，战斗力空前削弱，怕在转移途中出问题，转不出去。
所以，商量来商量去，拿不出一个好办法。
贺龙则坚信红军绝大部分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
他认为：“如果部队中有那么多反革命，难道还不打夏曦、关向应和我吗?”
加之他对湘鄂边地区的情况十分熟悉，贺龙见夏曦既想转移，却又“没有胆子”。
在这危难时刻，贺龙又毅然挺身而出，对夏曦等人说道：“你们决定，部队我来带。”
在贺龙的指挥下，红三军于11月初，从随县越桐柏山进入河南。
贺龙身先士卒，同战士们一样，身穿单衣，脚蹬草鞋，手拄拐杖，顶风冒雪，跋山涉水，经伏牛山，克武关，渡汉水，翻过大巴山智取巫溪县境内的野猪峡，取巴东县城，红三军不畏艰险，不怕疲劳，忍饥挨饿，英勇顽强，边走边打，连续作战，粉碎了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围追堵截，于12月底进入湖北省鹤峰县境，30日攻占鹤峰县城，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
此次转移历时两个多月，途经鄂、豫、陕、川四省，行程七千里，人们称之为一次“小长征”。
这时，部队减员1/3，由出发时的15000余人，减至9000余人，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
红三军到达鹤峰后，虽暂时摆脱了险境。
但贺龙清醒地认识到，前面的道路仍充满着艰险。
要对付强敌，使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三军得到恢复和发展，首先必须千方百计地阻止夏曦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防止内耗。
为此，贺龙与关向应一起，同夏曦展开了一次又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3年1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毛坝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
这次会议，是贺龙同关向应商量后向夏曦提议召开的。
会议研究了三个问题：第一，全力恢复湘鄂边苏区，以鹤峰为后方，向比较富庶的湘西发展，先占领桑植，为部队取得一个适于休整的地区。
第二，打下一个县城后，先休整部队。
第三，停止“肃反”。
这三个问题都是贺龙提出的，关向应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