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涛等人不服。
分局和省委根据万涛的建议，再次派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士钧去上海向中央汇报，请求裁决。
中央听了尉士钧的汇报后，就派关向应同尉士钧一块到湘鄂西，参加中央分局领导工作，并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委。
1932年1月22日至30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监利县的周老嘴，召开中共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代表127人，大会首先听取夏曦作政治报告。
在讨论时，代表们几乎一致批评夏曦，列数了他在土改时侵犯中农利益、把富农赶出苏区；江南苏区失守；遣散红军伤病员和地方干部；擅自以省委名义对红军改编；随意处分红军干部等一系列错误。
25日下午，尉士钧、关向应回到周老嘴，传达中央指示，给那些反对和批评夏曦错误的人，扣上了“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的大帽子，使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硬把批评夏曦的正确意见压了下去。
开过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后，全面确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对湘鄂西党组织的统治。
夏曦就变本加厉地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
在军事上大搞冒险主义。
要求红三军按照正规战和阵地战的要求，准备开展“大规模平地战、城市战、堡垒战，准备攻打大城市及可以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等等。
夏曦不懂军事，不会领兵打仗，却又处处干涉贺龙的指挥，以组织手段强逼着贺龙、段德昌等人不停地同敌人打硬仗，拼消耗。
1932年3月底，红三军7个团与万余名敌人在瓦庙集激战了七天七夜，伤亡二千余人，弹药消耗很多，无法补充。
但夏曦不顾红三军大量减员和作战疲劳，不让补充和休整，驱使其“用布尔什维克的速度”继续进攻。
又于5月23日至30日，在张家场地区与强敌激战八昼夜，伤亡一千五百余人。
由于不断进行了大规模的消耗战，加上从张家场战斗前开始的错误肃反，使红三军和根据地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元气受到了很大的损伤。
6月，蒋介石集中50万大军，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
为解除对武汉的威胁，首先把主力指向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
以何成浚和徐源泉为正、副司令的左路军，共有鄂军、湘军11个师、7个旅又2个团约十万余人，专门“清剿”湘鄂西苏区。
7月初，徐源泉集中21个团向襄北进攻，同时令川军10个团向襄南进攻，企图将红三军消灭在长江与襄河之间，一举摧毁洪湖根据地。
面对强敌，贺龙率领红三军英勇奋战，寻机歼敌。
但由于寡不敌众，力量悬殊，到7月底，仍未能打破敌人的围攻。
洪湖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供应极为困难，形势极为严峻。
这时，夏曦在战略指导上，从一个极端，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由冒险的进攻改变为消极防御，提出要寸土必争，“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命令构筑堡垒固守，使红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困境。
在这关系到红三军生死存亡的关头，贺龙挺身而出，力挽危局，他在会上与夏曦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说道：“红军主力再不能像现在这样被动挨打了，应该转到外线去，实施机动作战，调动敌人。
如我军逼近应城，威胁武汉，敌人一定会撤。
这样不仅可以开展襄北斗争，也可以巩固老区……”
军事干部都坚决支持贺龙的意见，而夏曦和一些地方干部，仍坚持要在洪湖打。
两派争论了四五天，最后决定将红三军主力一分为二：由贺龙、关向应率红八师、红九师和警卫师1个团，转到敌后去钳制敌人；夏曦指挥红七师、警卫师主力和各县地方武装，坚守洪湖根据地。
贺龙已估计到分兵一定要失败，所以不赞成分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