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搞得有声有色，政绩斐然，在他的治理之下，社会秩序良好，民众生活逐步好转，民心安定，老百姓众口一词地称赞贺龙是真正为老百姓办事的“父母官”。
尤其令人尊敬的是，在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横行霸道，连北洋政府，湖南军阀赵恒惕都不敢得罪他们，而贺龙却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一身正气，毫无畏惧，敢于摸老虎屁股，敢于同帝国主义斗争。
就在贺龙任澧州镇守使不久，有几个德国人来到津市贩卖走私军火，违反了中国的治安规定。
贺龙的几个士兵出来制止，他们指出：“贺镇守使有令，这里不准私卖枪支。
你们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贩卖枪支，扰乱本地治安，枪支全部没收!”其中一个德国人企图举枪行凶，被当场击毙，其他几个逃跑了。
他们很快把此事捅到驻北京的德国公使馆。
德国公使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北洋政府令湖南省查办。
赵恒惕立即派代表陪同德国驻长沙的领事到澧州，向贺龙兴师问罪。
贺龙同德国领事展开了一场巧妙的智斗，迫使德国领事承认了德国人贩卖枪支及走私鸦片等违法事实。
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并由此爆发了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
贺龙坚定地站在爱国工人、学生、商人一边。
他打电报给上海、长沙的工人、学生表示声援和支持，并汇寄援款3000大洋，以资救助；还请长沙“雪耻会”的代表到澧州作讲演，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他支持津澧地区老百姓抵制日货、英货的运动，拒绝与日本人经营的“戴生昌”号发生商业往来，使其大亏血本。
日本驻长沙总领事以违反中日“通商条约”为名，向湖南当局和贺龙施加压力。
赵恒惕命令贺龙“查明制止，毋稍松懈”。
贺龙回电理直气壮地驳斥日方的诬蔑。
并以“日商‘戴生昌’因无主顾，以致营业滞碍，乃捏词蒙混，无非希图假仗军力以压迫商民，实系节外生枝，无理取闹”的理由，把赵恒惕的训令顶了回去。
贺龙镇守澧州地区不到半年，励精图治，造福于民，大得人心。
但贺龙越是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赵恒惕就越是害怕，深怕让贺龙“坐大”，养虎遗患，特别是贺龙不听他的招呼，难于驾驭；贺龙敢于同帝国主义斗，不断给自己惹祸；更不能容忍的是，贺龙公开与他唱反调，坚决支持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
所有这些，都使赵恒惕非常恼火。
10月初，川军总司令熊克武被蒋介石定为“叛国罪行”扣押。
赵恒惕认为贺龙的“靠山”已倒，便决定对贺龙下手，罢他的官，将他消灭或赶出湖南。
10月10日，赵恒惕在长沙秘密召集湘军首脑会议，部署“讨伐贺龙”，任命叶开鑫为前敌总指挥，贺耀祖、刘、陈渠珍为左、右路指挥，又与湖北省督军肖耀南联系，让他组织鄂军沿长江堵截，防止贺龙向湖北突围，妄图将他一举消灭。
在赵恒惕身边有不少贺龙的朋友。
因此，在赵恒惕出兵向贺龙动武之前，他的参谋长龚浩向贺龙透露了消息；省政府秘书长、省议员陈伯陶也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乘汽艇赶到澧州，把赵恒惕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的内容和作战计划告诉了贺龙，让他快做准备。
贺龙立即调整军事部署，做好应战准备。
12日，贺龙率师部主动撤离澧州，从容地向石门方向转移。
13日，叶开鑫、贺耀祖、刘和陈渠珍等人联名发出“讨伐贺龙”通电，开始对贺龙大举进攻。
25日，赵恒惕下令撤销了贺龙澧州镇守使的职务。
贺龙对赵恒惕十分蔑视。
他对部下说：“赵恒惕是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
他不想钻出风箱，迟早会闷死在风箱里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