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年代，徐向前和林彪不在一个战区，胜利以后，两个人又多处于养病之中。
林彪一年四季闭门不出，怕光、怕风、怕水；徐向前虽然冬天去南方，夏天去海滨，却从不见林彪疗养。
“文化大革命”，却意外地使徐向前和林彪这么直接地多次见面。
林彪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指挥打仗好，军事上有许多创造，徐向前对他是敬而远之。
二月的抗争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不到两个月，便被打为“二月逆流”。
1967年2月，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一些部队领导人对冲击军事机关、搞打砸抢的“造反派”抓了一批，军队秩序好转了。
这时，江青、康生等人都认为军队“镇压群众”，是“支持保皇派”，“带枪的刘邓陶路线”。
要“揪出军内一小撮”。
刚刚稳定的军中形势，又乱起来。
作为“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刚刚为“八条命令”生效高兴几天，又陷入焦虑紧张之中。
1967年2月11日，军委又发布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
“规定”中明确指出“八条命令”是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是个重要文件”，“凡是我军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决地捍卫，要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用词不谓不严厉，可是已经燃起来的遍地大火，几条命令文字，哪能熄灭。
特别是一些人生怕军队乱得不够，“八条”加“七条”，不如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几句话。
徐向前看到日益混乱的局面，忧心忡忡地对黄杰说：“我们天天四处救火，有的人火上泼油啊!”
“那有什么办法!”
黄杰叹气说，“再这么乱下去，老百姓吃不成饭了。”
“我们这些人活着，怎么能袖手旁观!”
老夫妻只是闭门说说心里话。
他们眼看着周恩来总理说话也不灵了，谁又能治理好这局面啊!
徐向前虽然头痛症常常发作，他仍期望着参加中央的会议，见到毛泽东、见到周恩来。
通知来了：中央政治局从2月8日下午开始，每两三天开一次政治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不是政治局委员的徐向前以及几位有关人员被吸收参加会议。
中南海怀仁堂，从新中国诞生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
许多人心目中的中南海，是神秘而又神圣的地方。
元帅们对怀仁堂也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
徐向前和其他九位元帅的军衔，是1955年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大会上授予的。
中央许多决策，是在这里通过的。
往日元帅将军们一进怀仁堂，会前会后欢声笑语，现在这场“文化大革命”闹得大家笑不出、哭不出。
全国大乱，国家的经济情况到了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听不得反面意见，林彪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徐向前和许多老同志一样，憋着一肚子话，忧国忧民。
这天，大家和周恩来总理坐在一块儿，讨论的又是“抓革命，促生产”。
出席会议的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为一方；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为一方，说着说着，观点不同显露出来。
一方强调的是稳定大局，是抓好生产；一方强调的是“革命”，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争论是争论，头一次会议气氛还算平和。
2月9日的第二次会上，徐向前和陈伯达为刘志坚的问题争论起来。
陈伯达说刘志坚是“叛徒”，对抗中央文革，破坏“文化大革命”。
徐向前知道抗战中刘志坚在冀南受伤被俘，但第二天在押解途中，即被我军解救出来，不存在叛变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