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临危受命”
在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战争中，无数将士血染疆场，白骨堆山。
活到新中国诞生的幸存者，又有多少人不是遍体伤痕，就是病魔缠身。
徐向前从黄埔军校开始，25年的征战积劳成疾。
在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新中国成立时，他抱病在青岛海边休养，没能出席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庆典。
他只能从收音机里听到开国大典的礼炮声。
在十大元帅中，徐向前和陈毅同龄，比罗荣桓大一岁。
新中国成立时，徐向前刚满四十九岁，他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当时已难胜任繁重的工作，由聂荣臻代行日常事务。
病魔总是纠缠着他。
1951年春天，他身体稍好一些，曾率领中国兵工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谈判，五个月后才回国，途中又病倒了。
此后好几年，他多处在养病之中。
60年代初期身体好转，刚能坚持正常工作，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场革命兴起，多在黎民百姓的渴望之中。
而“文化大革命”，不要说黎民百姓不知不觉，就连革命几十年的老元帅徐向前，都不理解是“革”谁的命。
他和普通干部一样。
“‘文化大革命’伊始，疾风暴雨，铺天盖地，火药味浓极。”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林彪当‘接班人’，全国学生大串联，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仅半年时间，闹得天下大乱，完全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正常法规、秩序与生活。”
“我和许多的同志一样，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缺乏准备，很不理解。”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一时成为上层人物的口头语。
徐向前身为元帅，党内并无要职。
从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起，也只是个中央委员；每位元帅都是军委副主席，他当然也不例外。
他因长时期养病，除参加必要的一些会议外，政治活动也不多。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和其他元帅一样，陪着毛泽东接见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
有的人说：徐向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革”开始，属于那种“坐冷板凳”的伟人。
他就是这么一种品格：冷板登坐着从不说凉，热板凳坐下，也不像有的人那么洋洋得意。
中央和国务院开会，他该到场的，多是提前入场，找个后排座位落座。
一次，周恩来总理叫：“向前同志，向前坐嘛!”
他只是笑笑，不肯移动。
战争年代他指挥作战在前，平时却从不抢先。
在党内，在同志中，不争高低。
谁也没想到，徐向前在“文化大革命”兴起的第二年，突然成了一个风云人物——“军委文革小组”的组长!
“小组长”，在党内、政府中，都不是个高官。
可是，新起的“文革小组”权力比哪个总部都大。
它几乎是位居军委三总部之上。
徐向前是怎么“一步登天”的，他自己都觉得是个谜。
那是1967年1月6日。
晚上，他正在楼下卧室兼书房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他的夫人黄杰匆匆进来说：“接到杨成武同志的电话，要我陪你马上去‘五所’。”
“什么事，去‘五所’?”
“杨成武只说有要事谈，”黄杰说，“他说来我家不方便，请你去那边。”
军委的一些会议、军队领导人有些重要活动，“文革”前都安排在三座门招待所。
“文革”大乱以后，军委的一些活动，渐渐转移到京西宾馆西楼和西山的“五所”。
杨成武身为总参谋部代总长，按常规说，他不会打电话把一位老帅调出家门，今天的事，使徐向前和黄杰都感到有些异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