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张国焘又给徐向前、陈昌浩发电并转中央，说上游侦察七十里，不能架桥，不能徒步过河，部队的粮食只够吃三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决定明晨起全部返回阿坝。
从和中央红军会合，徐向前的心情一直处在欣喜、忧虑、矛盾的状态中。
他驾驭战争的变化、指挥各种条件下的战役、战斗，不说处处得心应手，多是牵着敌人鼻子走；可是，党内上层的路线之争，使他感到被动苦闷，有时难辨正确与否。
他在过草地前，一天夜晚曾坦率地向政治委员陈昌浩说：“我这个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
听说刘伯承同志军事上很内行，又在苏联学习过，可由他来代替我。”
他请陈昌浩向张国焘反映自己的要求。
事到如今，工作没调动，像处在十字路口，越来越为难了。
9月8日，张国焘公开了他的南下决心，并命令徐向前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
陈昌浩原来也拥护北上，突然变了调，说：“建议力争左右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可以考虑南下。”
电报上往返争论，会议上的气氛越来越令人不愉快。
徐向前陷于深深地忧虑之中。
8日夜，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等七人又联名致电张国焘和左路军其他领导人，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运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要“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
9日，张国焘复电中央，反对北进，坚持南下。
傍晚，徐向前正住在一座喇嘛庙里，不知该怎么办，毛泽东来了。
两军会合以来，徐向前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北上方针。
毛泽东也很尊重徐向前。
毛泽东说：红军可能又要分开了，问徐向前怎么好。
徐向前说：已经会合还是不要分开，要说服张国焘一同北上。
谈话的时间也不长，毛泽东返回了驻地。
第二天凌晨，徐向前刚刚起床，便得到报告：中央红军连夜已经走了。
事态发展突然，徐向前坐在床板上，惊呆了。
这时，指挥部忙乱起来，又是电话，又是议论。
前沿部队中有人不明真相，电话里请示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放了警戒，打不打?”
政治委员陈昌浩是有“最后决定权”的，此时他却问徐向前：“怎么办?”
在茫茫草地上，红军经历过人世间少有苦难，同志之间原是那么相爱，有的人宁肯自己挨饿，把一袋干粮送给战友；有的人自己挨冻，把织好的羊毛袜赠给远道来的同志。
现在居然要打起来了。
在这严峻的关头，徐向前愤怒了，不假任何思考，严厉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战场上，紧要关头，指挥员一声命令，决定成败，挽救危局。
在这重要的关头，徐向前一语千钧，稳住了部队，维护了红军团结，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
他这一伟绩，在历史上重重地写下一笔。
第二次过草地党中央率中央红军远去了。
左路军那边张国焘来电报，催右路军南下；中央又来电报，要右路军北上。
徐向前蒙着头，躺在床上流泪。
只听陈昌浩骂骂咧咧，什么“逃跑主义”，什么“右倾机会主义”。
看来他铁了心，决心要率军南下了。
怎么办呢?徐向前内心矛盾、痛苦，不知找谁去说。
他想，不顾一切，带上警卫员，骑马追中央北上去；可是，作为总指挥，离开部队，见到中央领导人说什么呢?让你北上，是带领部队来，光杆司令，怎么回事呀!
要下命令叫部队北上，政治委员陈昌浩定会坚决反对，那又会是什么局面呢?徐向前想到这些年，和四方面军生死与共，眼看着它分裂成两半，各走一方，心里更难以忍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