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江群英会川籍流落申江的反袁志士聚到了一起。
但懋辛、李蔚如、余际唐、卢师谛、吕超、张冲以及王维纲(伯帘)等比刘伯承都要年长些，由于刘伯承的知识面广，在讨袁作战中表现突出，所以这位20刚出头的青年人在群体中颇受关注。
上海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基地，事实上也是反袁的中心，刘伯承在这里能听到孙中山的言论，能接触到三民主义的救国主张。
原五师师长、讨袁总司令熊克武，也从日本归来，无疑更加强了川籍军人反袁的力量。
孙中山很重视这一股进步反袁的力量，孙先生同吴玉章、熊克武有深交，原五师的骨干人物以同盟会会员为主体。
如今随着形势发展，他们都支持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刘伯承在但懋辛的引荐下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为革命组织注入了新的血液。
青年刘伯承在这个秘密革命组织中，积极参加反袁的活动，严格遵守纪律，这是刘伯承早期革命征途上的重要标志，他已经由一个赤诚的爱国军人，发展成为清醒的民主主义革命者。
上海是当时政治斗争的敏感点，反袁与拥袁、共和与帝制的冲突，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袁世凯的皇帝梦已经公开化，紧锣密鼓的劝进声震耳欲聋，封建王朝的余孽纷纷登台献丑。
聚集在上海的川籍革命党人，对于这种反动倒退的叫嚣十分痛恨。
刘伯承关心时局，他拿着一份袁世凯出资的伪装民办报纸《亚西亚日报》，请同事们注意。
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古德诺的一篇妙论《共和与民主论》，古德诺是袁世凯宪法顾问，也加入了吹捧袁世凯登基做皇帝的合唱，大家怎么都想不到标榜合众国的高级人物居然鼓吹帝制，他写道：“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郡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
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然而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盖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视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则较难也。”
传阅了古德诺的文章，众人的读后感是“谬论，谬论，最大的谬论。”
在一片嘲责声中，刘伯承冷静地说道：“古德诺先生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做人之道都不懂，太可气了!”引起一阵笑声。
作为熊克武参谋长的但懋辛，尽管已暂时无职务，但同熊的来往密切，彼此相知甚深。
而熊同孙中山相互切磋要事较勤，因此老但的说话往往被认为“是有来头的”，大家爱听。
他分析了目前的时局：我们四川吴玉章先生最早发现袁世凯靠不住，野心勃勃，他建议孙中山：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不祥之兆，又风传袁世凯要撤销国民党粤、赣、皖、湘四省都督，应该先发制人，主张四督联合通电，指责袁世凯违法，要声明在合法政府成立以前，不接受违法政府的命令。
孙中山很赞同吴玉章的意见，但是主管军事的黄兴不赞成，他担心这样一来，就暴露了反袁的军事准备。
其实嘛，这对国民党反袁，正像袁世凯反国民党一样，彼此心里都明白，还有啥子秘密?结果袁世凯抢先免除国民党四都督的职务，使我们的反袁大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的地位。
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换取在中国山东、东北和内蒙古的特权消息传来，引起暂居上海的四川军人严重关注。
“袁世凯的光头银元就要上市了。
报上发表了袁大头的模样。
我们要早日回川，开展讨袁战争。
绝不能让袁世凯实现他的皇帝梦。”
刘伯承十分自信自己的判断和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