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终于摆脱屈辱重蹈政治舞台的老人们，说“第二次解放”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多少年来大家第一次发出了由衷的笑声，邓小平也以胜利者的微笑来接受大家的祝贺，不过，他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放下心来的。这倒不是因为他经历的风波太多，以至今天还在担心天有不测风云。他是熟谙政治舆论的行家里手，知道民心的价值。表面的舆论常常不能说明真相。两年又八个月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舆论也是一夜之间铺天盖地，举国高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批邓’进行到底”。这件事给予邓小平的印象太深了。他根本不会相信那是民心。报纸叫作“党的喉舌”，其实党是由人组成，因而报纸只是最有力量的人的喉舌。几天前，他在中央全会上曾尖锐地说，在共产党内，大家只能奉命行事，什么问题也不用思考。不讲原则，说话看“来头”、看“风向”，“随风倒”的现象已经多起来。（参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2页。）过去是随毛泽东的“风”。现在，轮到他邓小平主持大政，他必定也对这种现象抱有高度警惕。问题不在于人们表面上说什么话和敲什么锣，而在于心中所想及弦外之音。
1979年元旦刚过，省委书记们便用自己的言论把报纸的头版占去了大半。农业以及农村的问题乃是必须要说的话题。安徽乡下有些地方本已经悄悄地把田分开，这时候却看到了全会决议上的“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看来他们的行动大有越轨之嫌，这时候只好先避开短兵相接的搏斗，采取远兜远绕的迂回战术。历时十五天的省委会议宣布了自己的方针：“在建立健全责任制的问题上，思想要再解放一点，办法要再多一些。”它还说：“生产队愿意采用什么办法，应由群众民主讨论决定。”等于是说，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这一条是算数的，但这“不许”、那“不许”可不一定算数。（1979年1月19日《安徽日报》。）青海省的领导一下子没有看出此中奥妙，却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省委机关报发表了一篇不痛不痒的社论，说“在我党的历史上，每逢历史性的转变关头，都会伴随着全党的学习运动”（1979年1月5日《青海日报》。）。邻近的甘肃省，报纸也在早几天发表了社论，说政治要保护经济，阶级斗争必须同排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联系起来。（1979年1月2日《甘肃日报》。）赵紫阳这时还未进京，还在四川省当他的省委第一书记。他虽未像万里那样在农村发起对人民公社的挑战，但他明显地对华国锋的失势与邓小平的崛起感到愉快，而且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丝要在邓的道路上大展宏图的情绪。他在四川省委会议上报告：“从总体上说，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已经扫除。”（1979年2月15日《人民日报》。）这话的大胆之处在于，当公开的舆论还把华国锋看作党的中心时，赵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他扔到一边了。辽宁的任仲夷也是数十位省委书记里面最具反叛精神的人之一，几个月前，当“真理标准”的争论双方还胜负未卜的时候，他最先表示了自己反对“凡是派”的立场，这是中国官场上极少见的勇气，可是这时他还是没有敢直面“包产到户”。他的办法是把精力集中于阐述较少争论的问题，他告诫下级：“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必须抓住一个中心，就是工作着重点的转移”（1979年l月9日《人民日报》。）。这话现在已经不会再有风险，因为即使是华国锋也不会反对这个话题，只不过，华的“转移”与邓的“转移”不是一回事。
看到舆论绕来绕去还是在外围徘徊，《安徽日报》似乎有些不耐烦了，它发出进一步的暗示，说“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土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块水面没有利用起来，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李克文：《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见1979年1月24日《安徽日报》。）。这里面主张“包产到户”的味道，即使再愚蠢的人也会闻得出来。可是多数省区要么是真糊涂，要么是太聪明。整整一个月里，没有人出来呼应安徽的声音。到了1月下旬，终于再也不能回避。西部的陕西省打破了沉默，但不是附和安徽的声音，而是相反。23日，陕西省省委会议决定：“必须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刚刚进入政治局的王任重副总理在这次会上讲了同样的话，（1979年1月3日《陕西日报》。）这使得陕西的理直气壮看上去大有来头。江苏省在东部，与陕西有遥遥数千里之隔，现在却决定与陕西异口同声，省委书记许家屯虽然说要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可是又说：“试行责任到组联系产量有奖有赔办法，进行比较，但不要急于全面推开。大农具不能分，更不能包产到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要坚决纠正过来。”（1979年2月19日《新华日报》。）这大致是重复了会议的文件。这一来，不少省委书记都记起三中全会上的这一句话，于是全都照方抓药，包括云南、新疆、山西、河北、河南、湖北。这是一种无论什么风吹浪打都不会翻船的办法。看来坚守在人民公社阵营里的力量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四川这时也许有一点犹豫。私下里，赵紫阳在省委扩大会议上问，干部最大的思想障碍是什么？大家说，最突出的是“恐右症”。这种思路要是延续下去，四川立刻就是安徽的同盟军了。果然，会议发表的决定给了农民一个前所未有的解放，它说：“各种办法都可以进行试验。”不过，赵还是没有勇气拆除最后的屏障，他重申，“不搞包产到户，不搞分田单干”（1979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广东省的习仲勋再次仗义直言，只是略施小计。他们说，只要不分田单干，各种不同的办法都应当允许。（1979年2月7日《人民日报》。）他们的小计谋是故意不提“不许包产到户”。既不禁止，农民也就可以实行；可是他又没有允许，一旦有失，作为一省之领导，还大有退却的余地。另外一些省委书记一定意识到这里面事关重大，所以与其打一场无准备之仗，不如行兵家避实就虚的策略。内蒙古的周惠说，内蒙古的“关键是解决好遗留问题，配备好领导班子”（1979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山西省还是念念不忘它的大寨，第一书记王谦说：“大寨是在毛主席指引下成长起来的，山西是坚持学大寨的。”（1979年1月25日《山西日报》。）湖南的书记毛致用也学着山西的话，一句也不提生产责任制，只是说湖南“要继续坚持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发表这个讲话时，竟把这一句话全部删去，令毛书记大为紧张了一阵。（见1979年6月5日《湖南日报》和6月19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