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领导人当然深悉此种制度的奥妙，所以他们面临着历史上的一个大难题：既需不断地弥合这个制度的缺陷，又不能彻底地改变制度本身。此后几年，他们不得不一再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同时又不能取消城里人所享受的低价食品，以至令提价的方针成为政府财政上的一大负荷。到了八十年代的后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种方针已经无法继续。就制度而言，由政府决定价格的方针本身就埋藏着失败之因，倘若不能最终依靠市场的力量，则政府无论怎样殚精竭虑和让利于民，也断无成功的可能。
12月23日的晚上，全中国的老百姓都从收音机里知道了邓小平的打算。记者们纷纷跑到街上去收集鼓舞人心的消息。一位记者写道：“23日晚上，广播公报的声音响彻家家户户。”另外一位说：“24日早上，刊载公报的报纸在街头迅速销售一空。”新华社的消息里特别提到，会议已经号召中国人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对于中国来说，否定阶级斗争理论是一个重大变故，但是，震动远比人们预料的要小。中国人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变故，他们已经习惯于在不加任何思索的状态下，张开双臂接受任何变化。新中国里出生的人合起来差不多已有六亿，这时候全都不满三十岁，略大一点儿的都知道“变天”的概念并非只有气象台的预报员才用得上。只要想想在他们长大成人的这些岁月里面中国发生的事情，就不会对这种心理感到奇怪。五十年代初期将资本家的工商产业剥夺过来，几十万资本家都成为穷光蛋也不过为一夜间的事，现在的青年那时候还穿着开裆裤呢；到了七八岁的时候，是合作化，他们就看到他们的父辈怎样敲锣打鼓地把自己的土地充了公；十来岁就看到了“反右派”，几十万知识分子的“百花齐放”，一下子全都成了“大毒草”。这些都没有令他们有一点点惊讶。到了他们上中学的年龄，周围就更加热闹，毛主席的理论层出不穷，一会儿“天下大乱，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一会儿“亡我之心不死”，一会儿“要关心国家大事”，一会儿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会儿“走资派还在走”，一会儿“安定团结”……古代大诗人苏东坡将人世间的种种悲欢离合，用月亮的阴晴圆缺来加以描述，半是忧伤半是潇洒地说“此事古难全”。今天的中国人则用月亮来形容党的政策，说是“初一、十五不一样”。可是无论怎样的“阴晴圆缺”，中国人又有哪一次不是张开双臂来欢迎的？
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已经不大时兴，城里人对这些事情大概是疲倦了，没有再跑到街上来高呼别人教给他们的口号；乡下人整日为了衣食牵肠挂肚，哪里还有敲锣打鼓的闲情。不过，大标语还是盖满了街头，政府机关的大门上张灯结彩，商店把巨幅贺词覆盖在商品之上。那一个早上，中国大陆出版的二百五十三家报纸，一律将鲜红的颜色套在自己的头版上，有的索性还把这象征节日喜庆的色彩染到二版和三版上去。新华社的消息说，北京的“人们精神振奋”。到了第二天，记者们可能是觉得这样的话这些年里已经说了无数次，今天再一次重复已不够味道，所以各地报纸又发布消息，说有十四个省市的党的最高领导层已经在23日连夜开会。记者们异口同声地说：“大家表示，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适应这个转移，跟上这个转移。”随后，大部分省市的领导人沉寂下来，他们中间一些最重要的人物本身就是会议的参加者，亲临现场，自然会将种种内外关节—一看在眼里。他们需要时间向下级通报一些惊人的消息，并且一同来考虑如何应对新的局面。但是，舆论并不会出现空白，各个大报的总编辑早已经运筹帷幄，全部的程序乃是仿照十几年来屡试不爽的办法。到了第三天，该轮到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出来发言。于是，最著名的科学家华罗庚就有机会在《光明日报》上表达他的激情。他写道：“盼！平生的盼望！早就盼着这一天！（1978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其余名人雅士也都不甘寂寞，或撰文或演说地讲述他们的“盼望”。甚至佛教界最有名望的班禅大师也介入进来，他用一种大有禅意的话来影射华国锋的理论：“我历来认为，为了永远不穿草鞋暂时穿草鞋是应该的；如果为了穿草鞋而穿草鞋是没有意义的。”（1979年1月1日《中国新闻》。）然后又轮到普通百姓。山西省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蹲在著名的狼窝掌里说：“太符合我们贫下中农的心愿啦！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我们贫下中农想到一块啦！”（1979年1月8日新华社《新闻稿》。）她还不知道“英明领袖”现在有多尴尬，不过不久就会知道，而且她自己也会饱尝这种尴尬的滋味。那时还没有那种大铁锅似的东西来转播卫星播送的消息，但到了第五天，遥远的丝绸之路上也有“盼”的声音传来。一位叫作肖克忠的铆工将二十年来的政治运动一个一个数了一遍，然后说道：“国家受害了，人民受苦了！我们盼的就是今天，可盼来了。”（1978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后来的几个月中，这种情绪迅速弥漫起来，有一句话在上上下下大为流行，这话说三中全会是“第二次解放”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