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干旱十三个月的中国北方，忽然飘起雪来，开始稀稀落落，然后连成一片，越来越大，三日不绝，覆盖了晋、冀、鲁、豫、陕、京、津、苏以及安徽北部。瑞雪兆丰年，乡下人的脸色明朗起来。万里也动了乘胜追击的念头。他用他的“六条”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小试锋芒，静观一月而没有遭遇任何挑战，于是胆子大了起来。3月，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是《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看来他是想将自己的行动进一步地理性化。几天后，《人民日报》转载此文。这么多权威的报刊来为万里张扬，终于引起舆论方面的主持者汪东兴的注意。汪是不能同意万里的，所以人称“汪万不同路”。但是，现在万里还没有走得太远，汪也还没有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这种局面又维持了十天。3月27日，《人民日报》编辑看来是被暂时的平静弄昏了头，又忘乎所以地发表了一篇文章，更加露骨地向人民公社挑战，文题《坚决贯彻按劳分配的政策》。这一明显不符既定方针之举，使汪东兴勃然震怒，他立即质问报纸总编辑，说此文“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实际上，党中央在二十二天以前就已经把中国的蓝图画定。五届人大一次会议3月5日闭幕，华国锋总理和十三位副总理组成的新政府，拟订了一个宏伟而又详尽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今后十年的中国会有一个高速飞跃。农业的总产值的年递率超过百分之四；工业总产值年增长则达到百分之十。等待建设的工程，将包括十二个大面积的商品粮基地，十个钢铁基地，九个有色金属基地，八个煤矿基地，三十个电站，六条铁路和五个大港口。粮食产量也将达到四千亿公斤。这些许诺的豪迈的确震撼人心。几年之后，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吹大牛的计划，官方也拿它和1958年相比，说那次是“土跃进”，这次是“洋跃进”。不过，当日华国锋满怀豪情地宣布这一切的时候，并没有人站出来说它太过分。两千多位人民代表照例一致地举手通过。所有的舆论一起歌颂这个新的蓝图。一个化名“万里浪”的诗人，还借用时间之口在报纸上唱道：
人们对我有着新的概念：
可以把一秒拉长，
也可以把一分缩短……
另外一个叫作晓雪的诗人述说了春天的感慨：
今天我浓如酒、甜如蜜、深如海，
多少年不准开放的千万种花朵，
今天在眼前争奇斗艳一起开，
多少年不能歌唱的亿万支欢歌，
今天在这里纵情放声唱起来！
表面的万众一心常常是一种虚幻，轰轰烈烈的事情总是不能久远，而细枝末节反会日显其价值，这也是我国历史的一个特色。以当日情形来论，万里所求虽然远不如华国锋的目标显赫辉煌，但却在农民中间具有更大的感召力量。大政的分裂，端倪已出，在1977年的那个冬天，这分裂还只是在私下百转千回，不久便由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豁然涌出而成大潮。
1978年中国所发生的意识形态之战，实际上意味着新旧时代的真正的分水岭刚刚出现。由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连串倾覆下来的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块。不过，这场意识形态较量中无论失败者还是胜利者，都不会想到，它其实也是即将倾覆的另外一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
要想恰如其分地估计“真理标准”的讨论对于乡下人民公社的影响，应当记得，城里人的呼吁“实践”与公社社员的呼吁“自主”，是亦步亦趋地发生的。也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命题，自1977年夏秋的酝酿，到1978年春夏的公开，再到这一年冬季成为定局，这也正是乡下要求“自主权”的历程。如前所述，华国锋主席发动全体农民来批判“四人帮”破坏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可是老百姓却对接近他们的政府官员更加痛恨。他们纷纷述说这些官员对村子里的事情如何横加干涉，且把他们的冤屈投寄报社。那些日子，全国所有报纸的编辑都在埋头编写这一方面的来信。这些控诉大都只涉及地方官员的横行霸道，而这些官员通常又都是地方帮派集团中的成员，并不直接地牵涉现任高层领导人的利害，所以报纸编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来加以揭露。看来官员的横行确已到了无可迁就的程度。比如在浙江省，他们强迫农民把已经种好的大豆翻进土地，播种其他作物，是为“犁豆事件”（《浙江日报》1978年12月3日。）；在广东，他们则在属于农民的二万五千公斤稻草上点燃一场大火；（《南方日报》1978年12月28日。）在江西，农民说，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我们会种地；（《江西日报》1978年12月5日。）福建的农民则把一个富裕的公社归结为没有官员的干预，而另外一个公社之所以穷，也就是因为那里有官员的指手画脚。（《福建日报》1978年12月4日。）从1977年底到1978年底，全中国五百零四万个生产队中，至少有四百七十八万个投入到这一场控诉之中，其余二十多万个也并非无可控诉，而是因为那些地方实在是太过偏僻，没有公路，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广播，农民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控诉的机会已经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