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精明的下级看到他这副大杀大砍的神情，反而觉得如释重负。他们似乎也是从这时起才发现，他们面临的原来竟是一出闹剧。刘少奇慨叹道，“我们受骗了”。省委书记们也纷纷把毛泽东的新指示加以贯彻，他们的报告说，党的基层干部中“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主席看透了农村的情况，看透了农民的心”。薄一波在三十多年以后谈到这件事情时说，“他头脑清醒得比我们早。他看问题总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一旦了解了真实情况，就毫不犹豫地果断决策，工作效率之高，行动之快，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2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然则这种出自善意的评论只有一部分符合事实。党的方针本来由毛泽东全力推动，其错误的性质虽然在1958年夏季之后才表现出来，并且在日后还将出现惊心动魄的局面，但其实早在1955年就已露端倪。邓子恢是第一个对这种方针表示怀疑的高级领导人，他甚至在饱受批判和侮辱并且被剥夺了领导农业的权力之后，仍然不肯改变初衷。直到1958年的2月，他还坚持说，农业集体的规模过大将不利于生产的展开。还有周恩来和他的四位副总理发动的反对“冒进”，以及陈云对过激的经济指标屡屡提出疑问。应当说这些人的头脑都曾比毛泽东更加清醒。但是同样的认识不是成为“右派言论”，就是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只有毛泽东来说的时候才能叫做“站得高”和“看得远”。如果说对于大政方针的掌握需要某种驾驭全局的智慧，那么有些事情即使用简单的常识便可以衡量。比如当日徐水县在毛泽东视察之后成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实验区，一时间大红大紫，引得四十多个国家的来访者、国内三千多个单位以及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都前来参观。在如此众多的参观者当中，若说没有人发现亩产六万公斤小麦、二千五百公斤皮棉、六十万公斤山药之类的产量乃是一种骗局，实在难以想象。这个假设后来得到薄一波的证实。他在当年也是到徐水的人之一。当他站在一片成熟的棉田当中的时候，很容易地看到，棉桃之上挂满棉花，满眼一片洁白，但是他的同伴拉拉他的衣服，告诉他那些挂在棉桃上面的棉花全是假的。根据安子文的回忆，当时刘少奇曾步毛泽东的后尘来到徐水，结果也发现这里的所谓高产全都是胡扯。可是所有这些人在当时都不肯出来揭穿这一明显的骗局。刘少奇把他对于农业产量的常识埋在心里至少三月之久，直到这年秋季毛泽东对粮食产量发生怀疑，才敢于说出。薄一波则是在三十多年以后才公开说，他在当时就“看出假来”。
为什么这些最有头脑的人在常识性问题面前都失去了正常的判断？毛泽东可以凌驾在政治局之上，他也的确具有充分的政治资源担负这个角色。在1958年冬季，他能够察觉危机的来临并且加以扭转，与其说他具有超越常人的智慧，不如说他具有超越常人的行使智慧的权力。当然这一切并没有法律方面的认定，而只是一种传统和既成事实。当毛泽东在那些时候经常以一种“党内通信”的方式来制定或者改变党的方针时，他就已经确立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通信总是以他个人的名义，写给他的全体下级或者部分下级，信中的意见常常很快就会作为党的方针加以贯彻。他还可以在巡视京城以外任何一个城市的时候，把他的同事统统召到身边议政。那几年党的重要会议也就随着他的足迹，辗转于郑州、武汉、成都、南宁、广州等地，以至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些会议都被冠以当地名称载进史册。当政治局默许他对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李先念、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的批判，以及这些人纷纷把自己的正确指斥为错误的时候，这种制度便已经在无形之中构建起来。所以任何不同意见的表达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会深深地威胁到表达者自己的安全。在1958年以前已经有邓子恢，在1959年又有彭德怀元帅。前者在农业方针上与毛泽东不相协调，结果是被免除了主管农业的职务。后者更加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恶果，结果是遭到更加严重的迫害。彭德怀被认定是由来已久的反党分子，并且与苏联内外勾结，从此被罢免了所有职务，经历了一百多次批斗会，数百次被强迫低头和下跪，数千次遭受拳脚、棍棒、污言秽语，甚至要忍受垃圾和唾沫的袭击。他在受尽屈辱之后，惨死于医院。其情形之惨烈，直到多少年以后人们谈起来，还会胆战心惊。显而易见，在这样的制度中表达自己的意见，首先要考虑周到的并不是意见本身的是非正误，而是它是否有效以及是否会累及个人的安危进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