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居江湖之远的某些奇人异士中间，却发生了敢于特立独行的事情。1956年中国农业史上对合作化最具威胁力量的事件，不是发生在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中间，而是由两位小人物——李云河和戴洁天发动起来，其影响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绵绵不绝，直到八十年代还会成为世人追逐的话题。
李云河1956年始任浙江省永嘉县农业书记，年仅二十四岁，他的下级戴洁天长他五岁，当日为县委农村工作队队长。这两个人具有超人的胆量、丰富的想象力和足够的务实精神，将这样的人派去推行合作化方针，就注定了悲剧性结局的发生。
是年春季，这两个人到乡下去观察合作社的情况，惊讶地发现邓子恢所说的农民的消极抵抗情绪是如此强烈。干部胡乱派工和农民怠工随处可见。下地时的拖拖拉拉和收工时的一窝蜂，形成鲜明对照。几句雅俗杂交的新谚正在农民中广泛流传，他们饶有兴味地把它带到了县委会议上：
出工鹭鸶探雪，
收工流星赶月，
干农活李逵说苦，
争工分武松打虎。
以当日共产党对于颠覆力量的警惕之心来衡量，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当作敌对者的阴谋。但是李云河不能同意，他说把全部的农民都作为党的敌人是不可思议的事。然后他就提出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来解决眼前的麻烦。他的理由乃是基于当日农村的生产条件以及人之本性。这两者在农业生产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关于农民劳作的方式，李云河用了一个刻薄但却相当形象的比喻，说是“1007部队”。李云河所说“1007”，是指农民以一条扁担、两只粪桶和一根锄头，来完成全年的劳作。将这样一些人成群结队地赶至一块土地上面去劳动，就难免造成“极为严重的窝工浪费”。至于农民内心的真正愿望，李云河的判断与毛泽东相去更远。毛认为“合作化的高潮”已经到来，李云河则说，个体农民劳动的“主动性”和“细致性”乃是传统农业中的精华所在，而这种情形全靠其本身的利益来支撑。“天天集体，事事集体，把整个时间和整个精力经常‘集体’在一个地方，群众不赞成”。所以，动摇农民个体利益的集体劳动，必会导致农民的缺乏主动精神和粗耕滥作。李、戴二人是期望着用“包产到户”来医治合作化运动的先天不足。
这是中国农村首次采取“包产到户”的行动。时为1956年4月。李云河说服了他的上级允许他们实验。接着就在一个包括一千八百零一户人家和四千六百七十三亩土地的合作社里推行他的设计。当然他们也老实承认这并不是他们自己凭空的创造。在县委会议上反复陈述这个主张的时候，他们不断地扬着手里的一张报纸，那是1956年4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载一文，叫作《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李云河的突发奇想正是缘于此文。当然这是党的报纸上第一次刊登主张“包产到户”的文章。整整三十年后，也即1986年夏季的一天，李云河终于在电话中找到了文章作者何燕凌。李用颤抖的声音向作者谈起这篇文章：
“它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那是多么难以忍受的千般折磨万般熬煎啊，”何燕凌嗟叹：“如果我当年写那篇短文的时候能够想到它可能造成那么可怕的后果，又该怎么办才好呢？”
李云河的冒险从一个叫做“燎原”的合作社开始，其用意十分明显：要让“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燃烧起来，成燎原之势。李、戴二人精心设计了“包产”的全部规程，其详尽的程度包括了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二百八十种农活、十个等级的劳动，以及土地的厚薄和远近。还在整整一个夏天里食宿于“燎原”，借以体会农民的情绪，检验其试验的成效。农民对于这一制度的反应极为强烈，人们自动地把耕种面积扩大了百分之八，积肥之多比周围四个合作社的总和还要超过三倍，多年闲置的农业机械现在全部启用，漕运效力提高了百分之十，还能修缮三处水利，养一百六十头猪，以使来年粪肥更多，地力更壮。前后四个月中，燎原社与周围农村之情景全然像是两个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