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情况万分紧急，雷烨立即和警卫员临时转移，想方设法一同突出重围。因为人地生疏，情况不明，孤力无援，最后在南段峪村山谷被敌人团团包围起来。
雷烨用手枪朝冲上山坡的敌人不住射击。终因寡不敌众，身上受伤多处，鲜血直淌。
身上的子弹全部打完了，再也难以逃脱敌人的魔掌，得赶紧做好最后的准备。眼看敌人已一步步向他逼近，于是他迅速把身上携带的文件全部撕毁，把心爱的照相机、自来水笔和望远镜忍痛砸碎，不让敌人拿到任何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枪膛里只有一颗子弹了。敌人已疯狂扑到他身边。这时，他从容地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颅，为了保全崇高的革命气节和一个中国人的尊严，让最后的子弹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敌人狞笑着扑过来，一无所获而颓丧地低下卑贱的头颅，脸上有的是深深的失望。他们再一次看到了中国男儿之不可辱，尤其是中国革命的文化工作者永远不可辱的巍昂气节。
了解这个情况后，沙飞怀着悲痛，在《晋察冀画报》上刊发了一组雷烨拍摄的照片来纪念这位战友。他怎能忘记1942年底 ，战地摄影记者雷烨作为冀东军分区代表到晋察冀边区参加第一届参议会，并带着自己几年来拍摄的照片和底片，与沙飞见了面。当看到雷烨拍的冀东的照片时，沙飞高兴得不得了，当时他也曾多么想去冀热辽啊……
沙飞很喜欢田华这个大眼睛的小姑娘，但这仅仅是大哥哥对小妹妹的那种关爱。不久，沙飞又给田华拍摄了那张坐在阜平大沙河边上的照片，并成为田华的经典照片被广泛流传。
几十年后，田华追忆沙飞时，仍然觉得沙飞有才，勇敢，是好人，不管对错，他敢说、敢做。沙飞出事后，政治部给田华她们念文件，女孩子们都难过得哭起来。
原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与沙飞是老战友、好朋友，他们相识在战斗频繁的晋察冀军区。
1938年“延安文艺工作第一队”由刘白羽同志带队，欧阳山尊、金肇野、林彬和汪洋一行五个人到晋察冀军区。此行有两个任务，一方面到敌后体验生活，了解军民斗争情况，同时还陪同美国驻华使馆海军武官卡尔逊第二次到华北敌后了解人民抗日斗争的情况。
第二年，汪洋随抗大二分校又回晋察冀，到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工作，沙飞正好在政治部负责画报社的工作。他们住得比较近，经常往来，无话不谈。无论对剧社的工作或汪洋个人的情况，沙飞都很关心。剧社每排一部新剧，沙飞都抽时间来给他们拍剧照。虽然历经日寇几次“扫荡”，不少资料被敌人烧毁，但在解放后，抗敌剧社（后来的华北文工团、战友文工团）搞了几次纪念活动，展出照片大多还是出自沙飞之手。
沙飞从不满足已获得的成绩。沙飞和汪洋只要一见面，就常常为未来的事业而精神振奋，热血沸腾。这时的沙飞好像变了一个人，他谈得最多的是摄影画报如何发展成为彩色的。在艰苦的环境中，没有机械，更谈不上电气化，一切靠人的双手才出了黑白色的画报，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他却想着如何出彩色画报！在今天的条件下出彩色摄影画报，不是一件难事，可是在那个时期是多么大胆、多么“狂妄”的幻想啊！但是，这个“幻想”在沙飞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战争环境中实现了。这是中国摄影画报史上一大奇迹。当时，如果没有沙飞高度的革命激情，和坚强的革命意志，是根本无法成功的。
沙飞对人亲切和蔼，剧社的同志都很喜欢他。汪洋总是看到他背着照相机，默默地走来走去，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他是个很细心、很会体贴同志的人。他知道汪洋喜欢拍照片，但当时照相机和胶卷都很缺乏，他就慷慨地借给汪洋一个拍电影胶片的相机，汪洋用这个相机拍了一些剧照。后来汪洋拍了一张边区群英会时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欢送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的照片。沙飞看了很满意，就把它登在《晋察冀画报》上。这张相片在“抗战摄影展”、“老摄影家展”以及《人民日报》上都发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