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聂荣臻司令员、政治部朱良才主任、宣传部潘自力部长召集沙飞、章文龙、赵启贤、赵烈等画报社工作人员在军区司令部开会，具体研究画报的编辑方针和创刊号的编辑计划，明确指出办画报就是要把边区抗日军民对敌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真实地报道出来，鼓舞人民更勇敢的斗争。同时要把我们的正义事业、斗争事迹告诉边区以外的人，争取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对我们的支持。画报不仅要面对自己，还要面向全中国全世界。会后大家立即行动，沙飞负责选照片，章文龙到边区文联、美协、西北战地服务团等单位组织文艺作品，唐炎组织美术稿件，赵启贤整理现有的底片资料并协助选稿。
为了及时配合形势宣传，同时也为了试版，军区政治部决定于3月20日先出《晋察冀画报?时事专刊》，第一期刊登了《志愿义务兵役制的伟大胜利》、《宣传大出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对敌政治攻势》、《在政治攻势下》（包括日军投诚、伪军反正、敌占区同胞投奔解放区等内容）、《国际朋友班维廉夫妇来边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最近活动》和《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等六组新闻照片。
1942年5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正式成立，军区政治部任命沙飞为主任，罗光达为副主任，赵烈为政治指导员。下设编校、出版、印刷、总务四股。沙飞兼任编校股长，文学编辑是章文龙、赵启贤，美术编辑是唐炎，摄影记者有杨国治、白连生、张进学等。裴植、李遇寅任总务股正副股长，刘博芳、王丙中任出版股正副股长，张一川任印刷股长，何重生担任制版、印刷总技师，全社共计百余人。
为了安全生产，画报社由支角沟迁到西山更隐蔽的碾盘沟，大家自己动手把被日军烧毁的房子、牛羊圈用木棍柴草盖起来当作制版、印刷、排字、装订、铸字的车间厂房。同时利用当地资源作代用品，制作一些土仪器，如用瓶子塞上棉花倒滴水和漏沙的办法（仿古代铜壶滴漏）计算时间，用水壶两次提纯自制蒸馏水，用河滩里的细沙代金钢沙磨版，用黑矾代替硫酸铜，用阜平红枣酒代替酒精，用山西老陈醋代替醋酸，量杯和天平也都是土法制造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把一切工作准备就绪，一个在当时说来设备算是比较完善，规模也比较大的画报印刷厂，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为了让边区军民早日看到第一本晋察冀画报，决定在“七?七”抗战五周年出版作为献礼。在全社同志的努力下，终于将第一期画报编完。
根据聂司令员的指示，创刊号要增加英文说明，于是从外单位请来翻译，还请新来边区的国际友人班维廉（原北平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林迈可（原燕京大学经济学导师）帮助修改。发稿时，照片由张进学用日光放大，放大机用的是白求恩送给沙飞的那台。因放大纸型号不全，有时就用印相纸放大。放一张8寸大小的照片，曝光要一个小时以上。
突击印刷画报时正处在炎热的夏天，在用羊圈改成的照相制版暗室里，不仅闷热，而且臊气很大，在里边工作一天，连热带熏，有的人呕吐，有的甚至晕倒，但大家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一直坚持工作。印刷工人，为了赶印画报，除了白天加紧生产，晚上还挑灯加班，有时通宵达旦。
当时正遇上自然灾害，再加敌人的经济封锁和不断“扫荡”，边区经济处于最困难阶段，每人每天1斤半小米的定量减少为1斤3两，节约2两小米救灾。粮食不够，用黑豆、瓜菜代替。为了保证画报能按时出版，干重活的人勉强维持一日三餐，干轻活的和编辑部人员减为一日两餐，不少人都浮肿了。这个情况被聂司令员知道后，破例给画报社批了1000斤小米，这才度过难关。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军区领导对来自北平的几位高级技术人员给予特别照顾。何重生、王丙中、杨瑞生、高华亭、徐复森等5人每人每月有8斤白面和边币20元的技术津贴。还专门给他们设了小灶。这几位同志不辜负党和组织对他们的关心爱护，在工作中都很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技术专长。《晋察冀画报》之所以能够印得那样精美漂亮，与他们几位专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