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几十年来，中外学界对“孙中山与五四运动”这一课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仅有的一些相关研究，大多表现在五四运动对孙中山晚年革命道路的影响这一方面，取得了较有说服力的成果，此不赘述。近年来，“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回应”这个问题，已引起少数学者的注意，但意见颇不一致，远未达到研究成熟的地步。香港学者郑万雄先生曾集中讨论五四时期孙中山与知识分子的离合关系，辩证地分析了孙中山五四前后思想的转变历程，颇有见地。
[2] 吴稚晖：《五四产生了两位新先生》，《世界学生》1卷5期，1942年5月。
[3][11]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13页。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指出：“五四运动与国民党无关系，当时的领导者为北大教授陈独秀、胡适之二人。”（《恽代英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53页。）另一位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则认为：“中国国民党辛亥革命以来十二年的奋斗一无所成，因为他完全和国民断绝关系，而只知道和军人政客交际。”（《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4]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5-80页。五四运动研究专家美国学者许华茨教授也指出：“1919年以前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是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线，这对将来有持久的影响。”（[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2-473页。）
[5] 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页。
[6][15][17][25][32]《孙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4、210、66、394页。
[7][19][20][31]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00、1222-1223、1174、1182页。
[8] 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上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9]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发展（提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10] 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版，第219-220页。
[12] 孙铎（马林）：《中国国民党运动之过去及将来》，《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81页。
[13] 述 辑：《孙中山先生与五四运动》，《中山先生轶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14] 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页。
[16]《宣传造成群力》，《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0－563页。
[18] 当时追随孙中山的沈定一在1919年12月16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详细记叙了孙中山营救陈、胡的情形：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于9月上旬到上海进行南北和议，孙中山对许世英说：“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来杀死；身体不好的，或许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许听了这番话，口口声声的“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陈独秀被禁了98天，于9月16日获释。这与全国的舆论压力和孙中山的抗议均有关系。（沈定一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