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孙中山命同志创办《建设》杂志，发表“实业计划”，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一个蓝图。包括朱执信在内的早期革命党理论家，无不以诠释、发挥孙中山的学说为己任，朱执信曾不止一次地阐述孙中山关于“破坏”与“建设”并重的理论真义。另外，戴季陶也明确的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特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就是以科学的发达为基础的‘世界的国家及社会的改造运动’，非有大破坏不能有大建设，但是一面破坏着，同时就要一面建设着，各式各样的努力都是向着有必要到来运命的新世界走。”[50]一种思想革新运动，可贵的在其能“破”，也要能“立”，后者比前者更见重要，这是朱执信等早期革命党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贡献。
五四时期适值中国社会转型，文化、政治革故鼎新，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催生了一批思想巨人，为思想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和思维空间。这是先觉者的幸运，也是一份责任。其时正是朱执信思想生命的黄金时期，他发表了大量破旧立新的文章，绝无肤浅、固执、偏激之病，自然也没有不加分辨的否定传统的弊害。就“破”的一面而言，他的文章不如陈独秀、鲁迅那般深刻、犀利，也不如胡适那样系统，他的特色在于说理充分，表现出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从“立”的方面来看，他发表了许多建设性的文字，意识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危机”，并直抒己见，显示了真功夫。
朱执信是《建设》杂志的主脑人物，他既有旧学的根柢，又有新知识的学养；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又有深厚的理论修养；有对真理不移的信念，又有与时俱进，不断探求新知的学品。这一切使得他比其他革命党早期理论家更有条件成为革命党在理论方面的代表者。朱执信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表现，一方面显示他个人思想的推演，一方面也可以代表革命党重要成员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他在五四时期对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一系列论述，反映出他个人思想较之同盟会乃至辛亥革命前后，都有突破性的进展，就是与同一时期的革命党人同侪来论，也有突出的表现。可惜的是他突然的牺牲，使他正萌孽滋长的思想，不得不戛然中止。这是新文化运动的损失，也是中国国民党的损失，复是中国政治革命的损失。就革命党来说，朱执信是孙中山的左右手，是党的核心干部，他这一时期的许多立论，正孕育了1923年以后中国国民党改组时期若干理论的胚胎。[51]就此一意义而言，朱执信在五四时期多彩多姿的表现，确是具有相当重要的时代意义的。当然，在五四”这样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里，任何不走极端的“平淡”言论和说理文字，是很难产生刺激力和感召力的，再加上革命党（国民党）人的兴奋点始终在政治方面，因此，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和地位，终究是有限的，长期得不到研究者的重视，也就不难索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