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之所以在五四运动之后热衷于新文化运动，是与他们思想认识的转变分不开的。1919年6月18日，孙中山在《复蔡若冰函》中说：“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熔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31]翌年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孙中山更是大力颂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威力，并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32]有此认识，革命党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实实在在的参与，使得新文化运动力量更加强大，所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得到新思潮提倡者的首肯，被引为同调，胡适还专门撰文对上述两份刊物表示嘉许。
朱执信、戴季陶、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也常常参与新文化派的讨论，对胡适的言论、著述有所回应、支持、补充或批评，以示声气相通，以谋扩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戴、胡、朱、廖等主动将国民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直接联系起来，认为文学的普及，有利于政治革新和社会进化。戴季陶在与朋友谈话，回答后者关于革命效果不行，离开政治能否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的疑问时，直截了当地声明：“你以为一定要炸弹、手枪、军队，才能够革命，才算是革命，那就错了。平和的新文化运动，这就是真正的革命！这就是大创造的先驱运动！”以当时情势论，倘若不愿意亡国，便“只有猛力做新文化运动的工夫。”[33]
不过，戴、朱、胡、廖等人与新文化运动的接近，发展趋向并不以胡适的主张为依归。而且在孙中山一贯思想的主导下，国民党人关注新文化运动的目的还是要解决政治问题。新文化派分化后，其中的共产主义者与国民党逐渐走上政治联盟的道路，而与胡适等纯粹从思想文艺的革新入手的知识分子保持距离，实有以致之。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以及改组后的国民党）是当时中国力量最大的政党，他们以有组织的政治团体的特殊身份提倡新思潮，发表对时局和文化建设的看法，极大地推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二）革命党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人
在早期革命党理论家中，参加新文化运动最热情、态度最激进者，当属朱执信。朱执信1904年留学日本，翌年加入同盟会，一生追随孙中山从事民族民主革命，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最得力的解释者和宣传者。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朱执信卜居上海，勇于接受新知识，迎接新潮流，专事著述，屡有精辟言论面世，尽到了革命家与新知识分子的言责，充分展示了一位精湛的革命理论家与勇猛精进的思想改革者的新形象，不仅有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且为革命党在知识界赢得了声誉，对后来国民党的改组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启幕后，朱执信即密切注意其发展，一方面在上海与青年学生及文化界人士交换对时局的意见，一方面深切的体会到新文化运动中思想革新的重要性。他在1919年7月7日致蒋中正的信中指出：
弟现在观察中国情形，以为非从思想上谋改革不可，故决心以此后得全力从事于思想上之革新，不欲更涉足军事界。[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