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上海复旦大学文学系三年级学生朱仲华等登门拜访孙中山，孙中山面授机宜，要求朱仲华等“要扩大阵线，尽可能设法使上海商界参加到爱国运动中来，要敢于向帝国主义盘踞的租界进军。”并表示：“如果租界工部局胆敢逮捕学生，他会出来讲话，作学生的后盾。”孙先生的一席话，给予学生莫大的鼓励，终于推动了上海商界的全市性罢市。[21]上海商界罢市后，孙中山担心商人利益受损，并最终影响到学生运动的正常发展，因此，他又主动通知学生去见他，告知斗争技巧：“你们发动罢市，很好。但是，能发也要能收。……罢市已将一星期了，你们知道商人不做生意要有损失吗？如果商人们支持不了，自动开市，那时学生会的威信就大大的减少了，不如由学生会主动劝商人开市，这样，商人以后就更能听你们的话了。”学生们遵照这个指示执行了。[22]可见，“五四事件”后，孙中山不仅给予学生运动以宏观上的指导，而且在微观操作层面为学生出谋划策，有效地推动了五四爱国政治运动的健康发展，他本人也因此在青年学生中得分不少，这从当时许多学生领袖造访孙中山请求指示中可以看出。
五四运动爆发后的数月内，是孙中山的思想认识发生转变的时期，思想行动多有矛盾处。一方面，他日渐认识到学生运动、新文化运动对民族救亡的重要性，因而对五四运动多有同情和赞助，甚至充当指导者角色；另一方面，他仍执迷于军事斗争，对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内含的能量认识不足，宁愿埋头著书立说，也无暇过问政象。五四运动极大地影响了孙中山晚年的革命道路，他日后明显地加强了与知识分子的联系，逐步认识到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即是其思想认识发生转变的一个表示，但这一转变是经过一个过程的，直到后来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而告完成，从而铸就了他晚年的辉煌。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者与批评者
孙中山对五四运动可谓爱恨交加。爱的是他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找到了激发国民党活力的源泉，他需要五四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来号召青年，增强自身的凝聚力；恨的是他认为五四运动的否定传统以及西式的民主自由观念、个人主义观念、世界主义观念有损于民族国家的利益，背离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孙中山晚年在《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中，对反传统、尚西化的五四新观念作出了反思性批判。他认为，近代以来导致中国地位一落千丈的最大原因是由于我们失去了民族精神，而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但是五四运动的结果与这一目标相悖：“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23]在孙中山看来，西方文化良莠不齐，不加选择地全盘引进是要不得的；同样，中国文化、中国传统道德也是好坏杂陈，不加区分地连根拔除将祸害无穷。他对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传统中华道德作了自己的解释，强调指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24]对传统文化采取如此辩证的态度，与狂飙突进的五四激进思潮显然是不合拍的，难以获得极富感情热力的知识青年的同情，孙中山被视作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要即在此。但在时过境迁后的和平建设年代里，孙中山这种有分析有辨别的文化态度，恰是新文化建构所需要的理性态度，这是孙中山比西化派和复古派高出一筹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