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文化性格，其文化心态是多元论的，以纠正新文化运动的偏误为己任，对妄自尊大的保守分子也屡有中肯的批评，他们的五四观表现出文化大变革时代特有的“两歧性”：他们以“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相标榜，但在实际上，学衡诸公对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情有独钟，而对新文化运动则有情绪化的恶感；他们因有感于在思想文化界没有发言权而批评五四新思潮的提倡者太过学术专制，缺少与反对者平等对话的气度，但他们对新文化运动常常是恶语相加，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的原则是对人不对己的；他们的学术旨趣是古典的道德理想主义，但他们的思想行为却又是非常现代的；他们的价值观念是传统的、保守的，但他们所援引的理论却是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是非常新而又时髦的；他们护卫传统是为了维护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和民族性，但他们又非常强调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他们的文化理论充满哲理，远较新思潮的提倡者圆融透彻，但他们的文化主张很难赢得青年的认同，在现实中难以生存立足……这一系列矛盾的存在，似乎预示着他们在历史上必将上演一出出悲喜剧，在狂飙突进、情感迸发的时代，他们难觅知音，难逃被边缘化的境地。冯友兰先生曾有这样一段描述：
历史上的斗争是靠实力进行的。没有实力，专靠理论是不行的……有个笑话说：关帝庙、财神庙的香火很旺盛，有很多人去烧香。孔子有点牢骚。有个聪明人问孔子，你有关公的大刀吗？孔子说没有。又问：你有财神爷的钱吗？孔子说：也没有。那个人就说，你既没有关公的大刀，又没有财神爷的钱，那当然没有人理你，你何必发牢骚呢？[63]
这里所说的“实力”，一是指大刀，一是指金钱。学衡派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只是一群为学术而学术、唯真理是求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一个剧烈变动的非理性社会，没有“大刀”和“金钱”，理论是很难掌握群众并转化为物质力量的。但事过境迁，数十年后，随着中国社会和平建设环境的营造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他们对自由派和激进派“现代化即西化”的文明重建模式的反思与批评，以及自身颇具个性的现代性追求，越来越受到国人的重视，相对于五四思想启蒙理论准备的先天不足，学衡派那富于理论色彩的文化主张的优势被凸显了出来。
学衡派以理性的态度，审视古今中西一切文化，不趋时尚，认为新文化不能作西方近代文化之别名，学问之道当博极群书，并览古今，兼综中西，融会贯通，相互发明，相得益彰，这才是新文化运动的正道。这些观点既维护了中国文化的民族自主性，又充分体现了世界主义倾向，具有学理上的合理性和实际可操作性，也符合全球化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因而，时至今日，仍不失其借鉴意义，我们应给以恰当的评价。当然，文化是一个系统，不能离开经济、政治而独立存在。文化问题的解决，仅仅在思想文化范围内打转是无济于事的，文化变革应与物质建设、政治改造配合而行。学衡派所发出的声音之所以软弱无力，难以发生效果，关键就在于他们仅限于在思想文化层面反思中国的前途，脱离实际阐发中国文化的理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方向缺少同情的理解，这个教训当为我们所记取。离开社会经济政治的基础，文化建设就失去了土壤，就会落空，党中央提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正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