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五四的检讨与超越
五四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也是常说常新的话题。按照美国华裔学者周策纵先生的理解，五四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等。它一方面表达了学习西方、试图从科学和民主的角度重估中国传统以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企望，一方面表现为由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所激起的爱国热情。[40]可见，偏重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和谋求民族独立的救亡运动，构成五四时代的两大主题。
八十年来，人们对复杂的五四文本作了多元化的历史诠释，这既与解释者的主观认知、价值观念、情感反应以及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有关，同时又源自各式各样的解释者对五四内涵的分歧性界定和按需选取。总括起来讲，在将近一个世纪的五四研究中，大致存在着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派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三大五四话语系统。毛泽东的五四解读模式，无疑属于第三种。
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亲自参与五四的最高政治领袖。受新思潮的影响，五四前期的毛泽东，推崇科学、反对迷信，讴歌“个人主义”、“个性解放”和“自我实现”，鞭鞑封建伦理道德，主张“问题”与“主义”并重，与五四启蒙精神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可以说，五四是毛泽东思想之旅和革命生涯的一座界标。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数十年时间里，毛泽东多次对五四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41]很显然，毛泽东是将五四运动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考察和评价其意义和影响的。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将三十年代党内批判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与五四运动联系起来，从五四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吸取灵感。他说：“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对。”在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性功绩作了肯定后，他笔锋一转，对五四运动的缺点从方法论上作了检讨。他认为五四时期的许多领导人物，“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是不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42]这里所谓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就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而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则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即“洋八股、洋教条”。在毛泽东看来，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