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是作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而大致同时出现的。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正是由于对法国大革命的不同态度而产生了这种一分为三的思想格局，至今已经持续了两个世纪。在中国，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才明显地产生了类似的分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是互相反动、互相抗衡的产物，而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则是五四运动后期分化的产物。不同立场的人受不同的认知、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的情感反应的作用，对五四运动的内容取舍及其意义的评价各不相同。由于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对五四话语的重构强调了五四运动的不同方面，也就是说以五四运动为思想源头的各大思想流派在构建自己的五四话语时，都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斗争、文化思想争辩交织在一起。正如台湾学者殷海光所指出的那样：
有的人士只把五四运动中游行、示威、请愿、打人等动作算做五四运动，而把与这一运动相关联的或诱发的社会和政治变动不看作五四运动。有人只着重五四运动之爱国的表现层面，而把新文化运动看作另一件事。进步主义者一提起五四运动便欣然神往，他们认为五四运动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保守主义才提起五四运动似乎余恨犹存，他们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近46年来祸乱之由。进步主义者只注意到五四运动里那些响亮的揭示而忽略了它的破坏性的副作用，于是，他们心目中的五四运动只是“科学”、“民主”和“启蒙”所构成的一幅图画。保守主义者只注意到五四运动里那些破坏性的副作用而忽略了它的真实启发作用，于是，他们心目中的五四运动只有“推倒孔家店”，“动摇民族文化的命脉”这些节目。除此以外，不同政治集体的政治观点对五四运动作着不同的评价，并依之而给予不同的待遇和打扮。有的政治集体对五四的评价接近保守主义的看法。他们极其厌恶五四运动之破坏性的刺激作用并且对这存极大的戒心；但是他们却无法亦不便从正面勾消或打击五四运动所揭示的“科学”、“民主”和“启蒙”等有启发作用的观念。怎么办呢？他们替五四改装。他们替五四换上一件紧身衣，使五四运动的影子变得愈来愈小，以至消失于无形无迹之间。另一种政治集体具有森严的意底牢结。他们实在并不欢迎五四运动的“民主”和“启蒙”精神。可是他们却欣赏五四运动之破坏性的副作用的那一面。怎么办呢？他们强调五四运动之“反帝”和“反封建”的作用。他们把五四打扮成一个披头散发身穿大红衣的野姑娘！ [49]
与殷海光绘声绘色且略带政治偏见的描述不同，美国学者舒衡哲通过对中国现当代史的研究和观察，得出了带有规律性意味的结论：“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为浮现出什么样的被修正的‘五四’形象而进行的斗争，伴随着中国革命的政治战争而展开。革命进程的曲折和转向反映在杰出政治领袖精心制作的、变化着的对‘五四’的解释中。这些领袖要从过去抽取出有用的东西，舍弃掉其他的东西，这样就不得不对‘五四’进行解释。”杰出的政治领袖人物如此，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观察者和批评者也不例外。“1919年事件的参加者、观察者和批评者，都学会了相当有选择地使用他们的记忆。每当救国的压力增大的时候，他们就更多地回忆政治性的细节；每当气候变得更适宜于思想解放的目标时，他们就又忆起了为启蒙而进行文化斗争的细节。”[50]舒衡哲对五四回忆史的研究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他独到的研究视角和翔实的史料，为他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提供了支撑。正是因为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各政治团体往往利用研究或纪念五四的机会，选取五四运动对自己有用的资源，以加强对自己存在合法性的佐证，因此之故，对五四的回忆就难免以偏概全、个性化色彩浓厚的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