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在《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上著文，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作为解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许多错综复杂现象的基本线索，认为现代中国在启蒙与救亡这两重同等紧迫的使命之间徘徊，从一个极端跳跃到另一个极端，似乎永远不得解脱。在李泽厚看来，启蒙与救亡是五四运动的两大主题，起初这两个主题是同步发展、相得益彰的，但一段时间后，民族危亡局势和越来越激烈的现实斗争，改变了启蒙与救亡的平行局面，最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被救亡的“头号主旋律”所淹没、中断、压倒。“启蒙与救亡（革命）的双重主题的关系在五四以后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甚至在理论上也没有予以真正的探讨和足够的重视，……终于带来了巨大的苦果。”[1]李文涉及到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思想革新与社会改造、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并作出了在当时极具个性化的回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是20世纪80年代五四运动研究中的一个重量级研究成果，很自然地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持此论者大多认为，五四以后更为紧迫的政治救亡任务拦腰截断了启蒙的进程，使得五四思想启蒙半途而废。五四启蒙中断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新文化运动内部的主观原因，如新文化阵营内部左、中、右的分化，启蒙方向和重点的转移等，但更根本的，是国际国内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迅疾变动，使得新文化运动的大批主力被迫投身到实际政治斗争中去，从而大大削弱了思想启蒙的骨干力量。此后，现实的社会运动、政治浪潮、军事斗争此起彼伏，这就淹没了思想文化界刚刚掀起的微弱的启蒙努力。
历史地看，李泽厚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鲜，五四运动的主角之一胡适晚年曾不无惋惜地表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让位于爱国救亡运动，实质是对五四思想启蒙不幸的政治干扰。应该说，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与胡适的“政治干扰”论一脉相承，是典型的自由主义五四观。
李泽厚的观点有同情者，自然也有反对者。反对论者认为，救亡与启蒙是共生共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救亡有唤醒启蒙的一面，启蒙有促进救亡的一面，把救亡与启蒙对立起来有失偏颇，断言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方面干扰、中断了启蒙的观点是错误的。张岱年指出：反帝是为了救亡，反封建是为了启蒙；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刻，救亡必须启蒙，两个任务相辅相成，并不矛盾。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新中国，是完成了救亡与启蒙的统一。所谓中国社会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的观点缺乏科学性和历史性。[2]龚育之说：“救亡与启蒙，反帝爱国与革新思想，两者交互为用，交相辉映。哪一个也没有压倒另一个，也不能和不应该压倒另一个。这一点‘便在当时已显然’：正是救亡运动给新文化启蒙运动开拓新的空间，赋予新的活力。”[3]还有的研究者认为，与其说是“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是“救亡唤起启蒙”。“近代以来，救亡已成为中华民族行进的主旋律，一次救亡运动的高潮，总是有力地唤起或促进一次伟大启蒙运动的到来。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无不如此，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4]同样，沙健孙、龚书铎也认为，“救亡与启蒙并不是一个压倒一个的问题，而是相互促进的问题。如果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来看，恰恰是救亡引起了启蒙。”新文化运动分前后两个阶段，即五四前的启蒙运动阶段，此阶段的“新”指的是资产阶级新文化；第二阶段虽然仍然包含着资产阶级新文化，但它已具有了更新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爱国救亡运动极大地把新文化运动推向前进，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5]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是一种启蒙，是区别于五四前期倡导资产阶级民主、科学、个性自由的“另一种启蒙”， 启蒙不能仅仅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为唯一标准。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取得了更为深刻、广泛的社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也赋予了新文化运动新的内容和特点，有学者将其称为“更高层次的启蒙”，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继续。[6]它标志着五四启蒙运动的阵营分化，对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和新文化运动的转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本身就表明五四启蒙运动的复杂性，将救亡完全置于启蒙的对立面，不利于揭示五四启蒙的这种复杂性。救亡压倒启蒙说实质遵循的是“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模式，以为只有彻底的思想启蒙以后才有可能出现中国的现代化，启蒙的中断不利于现代化的生长。这种看法是对五四启蒙的特殊性了解不够，机械地拿西欧启蒙运动的模式来套中国的启蒙运动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