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世英 />
抗日战争后期，我在新四军四师做机要工作。1945年春天，部队在淮北泗阳县杜巷时，组织上决定调我去陕北延安。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得觉也睡不着了。延安，是革命圣地，每个战士都日夜向往的地方。想着很快就能见到毛主席等中央首长了，心里特别激动。于是， 我便迅速交代了工作，等着与军部及一、二、三师来的几个战友同行。不久，我们便从淮北出发，经长途跋涉，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于7月间到达了太行山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的涉阳附近。当时正值日本投降的前夕，我党我军工作非常繁忙，中央军委来电催促我们急速赶赴延安报到。恰巧在离我们驻地不很远的东阳关飞机场，有美军驻解放区观察组的飞机要去延安，经请示总部领导批准，我们遂乘坐飞机顺利到达，受到了叶剑英参谋长的亲切接见。
到延安后，我被分配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处工作。我们住在杨家岭，离中央首长的住处很近，我很快就见到了主席。毛主席和书报上的画像一样，高大的身材，长长的黑发，慈祥的面容，朴素的军装。但因多是在集会或参加晚会时看见的，我这个小青年，虽然很想按新四军战友的嘱托前去问候主席，可还是没敢上前打扰。因为我们机要人员是有严格的纪律观念的。
1945年“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回延安后，对长江战线作了新的战略部署，并亲自起草了电文。我手捧电稿细读，发现有个笔误，主席是连笔草写，把“长江下游”误写为“长江上游”了。时已深夜，必须当即完成此份电文的处理工作。我想，主席是否休息了？打扰他好不好？但又想起平时首长教育我们的话：如果发现工作上有疑问，都要弄个明白，不能马虎。也就鼓起勇气，向杨家岭主席住的窑洞走去。窑洞里的灯光还亮着。我喊了声报告，跨进窑洞门，只见主席正伏案批阅文件。我敬了个礼，连问候的话都忘说了，递上电稿就问：“主席，‘长江上游’是不是‘长江下游’？”主席和我亲切握手，看着电文连连点头说：“对！对！小鬼，你问得好，是笔误。”说着，他提笔把“上”字改成了“下”字。主席将电文递给我，又以鼓励的语气说：“干工作，就是要动脑，要细心。你这一问，倒引起我起草电文的注意喽。”我当时心里热乎乎的，连话也答不出来了，走出主席的窑洞，我一溜小跑回去工作。这件事情像扎了根一样，在以后的日子里常常引起我幸福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