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领导批示视为重要的领导方式。很多领导喜欢在来信来访和报送材料上作批示。中国大小官员喜欢作批示，古已甚之。封建时代把皇帝的批示叫做御批。我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参观御批陈列厅时，讲解员说，历史上御批字数最多的是雍正皇帝，一道达一万多字。历史上皇帝和大小官员把批示作为重要的统御方式无可厚非，但今天不少的领导干部非常喜欢搞批示，就值得考究了。一是为民做主，公正廉明而批；二是体察民情，把握实情而批；三是督察落实，提高效率而批。这三种批示固然深得民心、党心，但如果是法制政府，文明执政，这样的批示也不必要那么多。但遗憾的是，不少的领导作批示，一是显示权力，越权指挥；二是沽名钓誉，取悦他人；三是不明实情，昏批乱斥。这三种批示为害非浅，后果不堪设想，它助长领导干部封建专权意识和衙门作风；它推波助澜搞人治，有法不依，甚至践踏法律；它违背科学领导方法，导致执行层次混乱；它容易挑起上级领导干部与基层领导干部的矛盾，容易挑起基层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情绪，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我不主张领导干部动不动作批示，打乱政府的管理秩序。一个学校发生一个杀人案，上级首长一道批示，限期抓获犯罪嫌疑人，投入百多万警力，花十几亿钱，结果不是公安发现犯罪嫌疑人，而是一个骑摩托车的公民发现正在垃圾桶里找食物的犯罪嫌疑人，报案后被抓获。一道批示产生这么大的“社会交易成本”，令人费解。一个管理体制健全的国家，管理方式成熟的国家，应该是依法行政，不应该依批示行政。
2004年5月5日在公安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