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３Ｂ级企业？”申请货款的人还茫然不知。
“这是银行给企业定的信用等级。”
“那你们对３Ｂ级企业有什么优惠政策？”
“还优惠呢？”银行的人一点也没有拿国字号企业当自家人，“３Ｂ级就表示客户信用不怎么样，整体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不佳，贷款风险比较大。”
“我们怎么财务状况不佳了？”去申请货款的人还不服气，“你去看看我们的账本，营业额高，赚的钱也多。”
“得了，看什么账本啊！”银行的人撇撇嘴说，“谁不知道你们那是‘打开账本，黄金万两，合上账本，分文皆无’，赚的钱收不回来，和亏损有什么两样？现在这种企业多了去了，都陷在三角债里了！我们要是放了贷，你们有能力偿还吗？现在银行也改革了，要降低不良贷款。呆账、死账、坏账多了，我们的奖金你管啊？”
１９９６年，中央电视台曾经在元宵节晚会上播出过一个小品：低三下四的“黄世仁”央求趾高气扬的“杨白劳”还债。这是表现在当时“三角债”的困局下，讨债不容易的经典段子。其实陷入三角债中的“杨白劳”日子也不好过。同仁堂集团下属的制药厂厂长们，就尝过当“杨白劳”的滋味。按当时的规矩，主料由集团采购，而辅料如包装材料等，则是由制药厂自已采购。制药厂的货卖不动，或是卖了收不回钱，自然也就没有钱付给辅料厂。尤其是到了年底，辅料厂三天两头上门讨债，厂长无奈，只好出去躲债。有的职工在某个偏僻的角落偶然遇到了厂长，就开玩笑说：“哟，这不是厂长吗？准是那帮万恶的‘黄世仁’又来了，要不您也不能在这地方躲着。”
“别瞎嚷嚷，回头让人听见！”厂长几乎成了惊弓之鸟，然后又叹气说，“我比杨白劳都不如。杨白劳再穷，还敢回家过年呢。我连家都不敢回，好几位‘黄世仁’在家门口憋着我呢！”
其实，这位厂长遇到的“黄世仁”还都是有良心的，他们为自己企业的生存不能不来讨债。那时候，个别企业的经营者甚至不惜采用拘押、强扣财物等非法方式逼债。
从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５年，同仁堂集团一直就在这个三角债中挣扎。虽然国家下了很大力气治理三角债，甚至由国务院总理亲自出马，出台各种措施，希望把企业从三角债的困局中解脱出来，可是这些措施又岂是一朝一夕就能奏效的？此外，一个新成立的集团，必有各种矛盾需要调解，各种关系需要磨合。况且，他们还要为自己的“名誉”而战，因为社会上有人把同仁堂集团认作是“翻牌公司”。所谓翻牌公司，就是原本是政府的某个机构，而非经济实体，为了在改革的大潮中“混吃混喝”，只是把牌子由“某某局”换成了“某某公司”，它们只会吃企业喝企业，不会给正常的经济活动带来任何好处。然而同仁堂集团不是翻牌公司，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实体。
就在这种形势下，以殷顺海为首的同仁堂集团新一届领导班子于１９９５年诞生了。这个新班子一诞生，似乎就是为了从重重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就是为了挑起旁人认为很难挑起的千斤重担！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因为这届领导上任之时，正值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时期。这时的变化最多、最快，正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这时的同仁堂集团，南有南城批发部，北有北城批发部，东边还有个通县药材公司，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们虽然谈不上有骄人业绩，却也互不干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这种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因为各自独立核算，各赚各的钱，各吃各的饭。因此，你往我的“地盘”渗透，我向你的“领地”侵袭，互相争夺市场，实际是互相挖墙脚的情况越演越烈。这还不算，本来某单位是负责向外埠或海外销售的，却杀了个“回马枪”，到北京和自家兄弟争起地盘，抢起市场来了。这种无序的竞争，被人称为“九龙闹海”，其实就是“内乱”。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会加剧集团的内耗，动摇集团的根基，损坏集团的核心竞争力。新成立的领导班子认为，这是有人曲解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为市场经济就是只要赚钱，不要规则。其实，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是很讲规则的，中国在向规范的市场过渡时，就更要注重规则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