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一听这话，大家都笑了。这倒让乐松生奇怪了，他疑惑地问：“怎么，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
有人告诉他：“您说的非常对。可是国营企业的蜂蜜不仅不加价，而且价钱比私营的还要便宜四分之一。”
乐松生听了连连说：“还是国营企业好啊！”
经办这事的人说：“人家说了，这是支持咱们公私合营。”
乐松生被感动了，他没有说话，光是点头。
公私合营前，同仁堂的制药厂设备简单，基本还是老祖宗留下的手工生产方式，加上管理落后，每月产值仅１９万元。公私合营后，在上级的要求下，同仁堂按照当时国营企业的要求，建立和健全了各项制度。政府在厂房、设备、投资等方面也给予了支持。因此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同仁堂制药厂在生产管理、机器设备、产量和产能等方面都有了明显提高。
公私合营前，厂里炒药、煨药、蒸炙、炼蜜没有机器设备，都是靠人工。工人往往工作在烟熏火燎、高温酷热的恶劣条件下，汗流浃背、呼哧带喘地工作，不仅劳动条件差，产量也低，还不易保证质量。合营后，厂里有了电动扇车、电动搅拌机、电动炒药机。煨药用上了反射炉，蒸灸药材用上了蒸汽加热浴罐。劳动条件大大改善，改进最明显的是蜜丸生产。过去制蜜丸和饭馆里头做丸子差不多，先是加煤添柴地用炉灶炼蜜，再像白案师傅揉面一样，用缸盆合药面，然后再运足气，鼓足力，用杠子把合好的药面压成药坨。制丸是用手拿着模子扣，如果是做小丸就得动手搓了。这种工艺哪能适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呢？公私合营后用上了蒸汽加热炼蜜，用搅拌桨式合坨机制药坨，制丸用上了三辊、五辊制丸机。产量提高了，劳动强度降低了，卫生条件也得到了改善。还有，合营前全部是手工包装，合营后增添了多种包装机械，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仁堂制药厂的工人心里跟喝了蜜似的，他们说，过去干活弓背弯腰，像大虾米，如今干活，按按电门，特别神气！劳动积极性因此大增。
１９５４年，刚刚公私合营的同仁堂还处于“江山未稳”的阶段。人们对新的规章制度、新的生产程序和新的生产设备还不习惯，人员的思想也没有完全稳定下来。即使如此，同仁堂的产值还是比１９５３年增长了１６％还多，而其他还没有公私合营的厂商却出现了波动。
看着这一切，乐松生高兴了。他揉揉那有名的“乐家鼻子”，乐呵呵地说：“别家的流水逐日下降，咱们的流水逐日上升，原来担心合营工作会影响生产，没想到合营后业务发展这么快，这下可放心了。”
１９５６年，达仁堂在北京的资产又划归同仁堂，因此，同仁堂最后定股为一百五十二万六千七百零二元三角八分。按照当时“四马分肥”的利润分配原则，同仁堂每年应上交国家税款３４％，职工福利费占１％至５％，企业公积金３０％，公私方红利２０．５％，这部分股息红利再按照公股和私股比例分配。到了１９５６年，国家对公私合营企业民族资本家采取了赎买政策。所谓赎买政策，就是在一定的时期内，由国家按照公私合营时定的私股股金，每年付给资方５％的股息，因为它不和企业效益挂钩，无论企业盈亏，都按５％拿利息，因此称为“定息”制度。这个制度原定实行七年，后来又延长了三年，到１９６６年９月支付完毕。同仁堂的资方私股为一百五十六万六千七百元。定息为七万六千元，乐家四房均分，每房分得一万九千元，仍然大大超过过去每房提取的一万四千元。经历过中国改革开放的人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人奋斗的目标就是尽快富起来，而富的标准就是当一个“万元户”，可见50年代中期，年收入上万元就更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中国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利益，始终给予了妥贴细致的安排和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