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说：“两个副总理讲了几个钟头，但是回去还不抵老婆一席话。”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领导同志曾经指出，除了教育资本家本人，还要教育他们的家属，这个教育很重要。
因此，党和政府也通过各级干部和乐家自己的亲属，配合乐松生和各房沟通、谈心。乐氏家族的人，虽然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乐松生的决定，领悟的有先后，理解的有深浅，但绝大多数都是通情达理的，乐松生的决定终于得到了各房的赞同。１９５４年，乐松生正式代表同仁堂的资方向人民政府提出了公私合营的申请。这是乐松生人生历程上的大转折，更是大飞跃。这是同仁堂历史上的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乐松生虽然相信共产党，愿意跟党走，但是公私合营毕竟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谁也没有经验，真的做起来，会遇到哪些问题？在公私合营的过程中，他这个资本家说话是不是算数？资方的权益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护？乐松生心里还真是没有底。
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了解这一情况，他们作出了一个决定：同仁堂代表性大，影响面广，必须从统战政策的高度加以重视，一切有关公私合营的问题，必须经市地方工业局局长王甦和同仁堂经理乐松生商定，在他们两位的主持下开展工作。这一决定让乐松生更加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的信任。
同仁堂公私合营工作的方案，由北京市地方工业局和同仁堂所在地的区委、区工会研究提出，又报请市委统战部批准后，正式开始执行。
１９５４年７月２８日，工作组下店进行筹备工作。工作组由十一人组成，第一步工作是：“了解情况，组织力量，发动群众，宣布合营，清点财产，估价核资，确定公私股的比重，拟定合营后企业管理方案。”原则是：“实事求是，依靠群众，与资方充分协商。”
８月９日，公私合营筹备委员会成立，由公股代表、私股代表、职工代表、区工商联和区工会代表共七人组成，王甦任主任委员，乐松生任副主任委员。
接着，组成清产核资小组，对同仁堂的资产进行清查。清产核资小组由公方的江涌波和私方的乐益卿、刘璟共同领导，除此之外，还有几位职工代表。工作组根据中央和市委关于“充分协商，依靠群众，公平合理”和“从宽”、“从了”的精神，确定了工作的原则，就是“不重不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就地清点，原物不动，封签准确，保证安全”。而且要做到“清点、生产两不误”。清查小组的工作非常细致，哪步先、哪步后，都考虑得很周到。
可是清产核资不久就出了意外。乐松生因为外事活动和社会活动多，没有参与这个工作。清查小组的两位私方领导乐益卿和刘璟总是躲躲闪闪，时来时走。这是为什么？公方代表就找他们谈心。１９５３年７月建立的党支部，也派人来做他们的工作。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才闹明白，原来他们认为，自己是私方代表，清产核资就是查自己，不参与不合适，参与的太积极又担心引起公方或家族的误会。公方代表又和他们促膝谈心，告诉他们：“您二位可得想开了，清产核资不是算旧账，找资方的‘茬’，而是为了准确地评估资产，以利于在合营后更好地经营，合理地分配利润。”
看到公方代表对自己的尊重和理解，以及清产核资小组在工作中公平公正，估价合理，他们终于打消了顾虑，很快转变了态度，积极热情地投入到清点估价工作中了。
